1月9日，中國科學院院士于敏在領獎臺上接過了2014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獎勵證書。89歲高齡的他成為設獎以來第25位國家最高科技獎獲得者。
從第一屆獲獎者袁隆平、吳文俊到今年的于敏，一如既往，每位獲獎者的成就都令人崇敬、信服。
然而，疑問也一直伴隨著這項國家最高榮譽，即最高獎得主多年來沒有突破耄耋之年的“魔咒”——老年人和接力棒的問題日益凸顯。年輕人如何接過創新的接力棒？
記者統計，在歷屆最高獎得主中，獲獎時年齡最小的為64歲，最大的為95歲，平均年齡約為82.8歲。
獲獎時年齡為90歲或超過90歲的有4人。
這讓人們不禁聯想到諾貝爾獎。1957年，李政道、楊振寧獲獎時，也不過30歲出頭。2008年錢永健摘得化學獎時，也只有56歲。
那么，未來國家最高科技獎能否頒發給年輕人？
期待獎勵巔峰貢獻
最高科技獎從設立之初就被視為中國科技界的最高獎項，為獎勵在科技進步活動中作出突出貢獻的公民而設立。
“國家科技獎勵設置較晚，我們集聚了一批為我國科學和國家作出巨大貢獻的老科學家，需要將獎勵給予他們。”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王大洲說。
大獎評選既有科學層面的考慮，也有國家層面的衡量。梳理以往獲獎案例，可以發現，大獎并不是純粹科學導向的，最高科技獎獲得者勢必要在科技領域有重大貢獻，但評獎人更在乎的是獲獎人對國家利益以及推動社會進步所起的作用。
“大獎并無年齡限制。”中國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說，基于大獎的重要性，評獎人可能會傾向于優先考慮那些較早完成、在實踐中已得到長期驗證的成果。
王大洲亦是如此觀點。他認為，一項科學研究要想獲得業內的認可并不難，但是要獲得社會的認可則需要一段時間的沉積。
大獎獎勵老科學家，是基于其對科技發展、國民經濟及社會進步作出的巨大貢獻，看重的是累積效應。例如，美國政府機構原子能委員會頒發的費米獎，也以候選人的終生成就作為評價標準。
不過，這只是目前國內外科學界的一種獎勵方式，卻不是國際科技獎勵的主流模式。
“從促進科研創新的角度來講，在個人或團體獲得最高成就時即進行獎勵，也就是所謂的巔峰貢獻獎，才是眾望所歸。”華中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鐘書華說。
有成果就該拿大獎
從目前的頒獎結果來看，是否國內的中青年學者就沒有重量級的科研成果和學術成績來競爭大獎？
在鐘書華看來，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中青年科學家累積的科學貢獻肯定不能和七八十歲的相比。”鐘書華說，以此為評價標準，青年科學家當然難有機會獲獎。
上世紀90年代，設立最高科技獎的建議被提出，鐘書華就是建言人之一。當時，他希望大獎能體現中國最高科技水平。在他看來，中國科學的發展，既有老科學家作出的貢獻，又源自一線科學家的沖鋒陷陣。“大獎應該體現整個科學家群體的工作，要補充中青年進去。”鐘書華說。
確實，人們既要重視光榮的過去，又要重視現代科學的未來，最高獎理應突出中國最高科學水平。
在武漢大學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中國科學與科技政策研究會副理事長李光眼中，目前的評選成果已經給人們終身成就獎的印象，日后的評獎導向應漸漸引向創新。
“以后要注意選拔巔峰獎，以科學家對科學推進的高度作為評審依據。”鐘書華認為，過去大獎評選對此重視不足，應該在大獎名額中為巔峰獎設定專門的比例。
導向要兼顧激勵
科學工作需要激勵，這是社會對其認同的一種手段。基于此，最高獎承載著太多的期待。
在鐘書華看來，從激勵創新的角度來說，無論科學家在哪個年齡階段作出成績，都應享受最高獎的榮譽。
25歲到45歲，這被視為科研人員積累、創新、收獲的青春期和勃發期，容易有原創性成果。當然，也是他們亟須受到社會承認的時候。2001年最高獎獲得者王選就曾說過，他工作效率最高、最出成果的那段時間，默默無聞。而等名譽、地位、利益一齊涌向他時，他已經脫離科研第一線。而基于此，李光認為，大獎的評選也應該尊重科技創新以及人才培養的規律。
當然，獎勵不光是榮譽，還是激勵。諾獎受到全世界科研工作者的關注，恰恰是激勵作用的一種體現。 “獎勵是對科學家的承認，但更多的是為其他科學家樹立一個標桿。”鐘書華說，大獎的頒發要注意導向作用，真正激勵更好的科技創新，作出世界一流成果。
王大洲則從不同的角度有所思考。他認為，是時候梳理和借鑒大獎得主的成長以及科研環境中有利于其成長的政策、制度等共性因素，從源頭上思考如何激勵創新。
中科院院士包信和則認為，對于大獎的期待，要有耐心。“也許過了一兩屆，稍微年輕的隊伍會慢慢出現在大獎中，而評獎還是要從其對國家和科學的貢獻來考慮。”
而倪光南也認為，隨著時間的推延，大獎年齡的分布會逐步趨向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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