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軍史研究者章騫（@聖寶劍橡葉騎士）在新浪微博上指證2011年復旦大學國關學院某博士論文中關于美軍“彩虹計劃”的表格參照其架空海軍史。此事經過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記者調查報道后，引發眾多關注和議論。
11月23日晚，復旦大學新聞中心負責人對澎湃新聞表示，相關學科的學術委員會已經關注到微博討論和澎湃新聞的報道，將嚴格按照學校學術委員會的有關規定，啟動學術規范調查程序。
澎湃新聞在復旦大學學術委員會的網站上查到，根據2014年2月21日公布的《復旦大學學術規范（試行）》（http://www.acad.fudan.edu.cn/08/08/c4693a67592/page.htm），學術違規分為學術不端行為和學術不當行為兩類：
“學術不端行為是指在實施研究、撰寫論文、實驗報告或申請課題、參加各類評選活動或申報獎項過程中故意實施的造假、篡改、抄襲、剽竊等嚴重違背學術誠信的不良行為。”
“學術不當行為是指因缺乏嚴謹治學態度，違反一般學術規范，雖不屬于造假、篡改、抄襲、剽竊等學術不端行為，但在學術活動中損害他人合法利益或造成一定不良后果的行為。”
復旦大學學術委員會網站上的《復旦大學學術規范（試行）》
當問及對于此一事件的定性時，復旦大學新聞中心負責人告訴澎湃新聞，最終定性還要等待學校學術委員會的調查結果，但根據他的經驗判斷有很大可能屬于學術不當，若按學術不當行為處理則不會影響到博士學位。
此外，復旦大學還聯系到《美國海權研究：成因與變遷》這篇博士論文的作者薛晨，并授權澎湃新聞刊登其自述說明。以下為薛晨關于此事的解釋和致歉：
美國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開始，為應對各個可能的假想敵人而以不同顏色作為國家的代號制定了一系列戰爭計劃，例如對付日本為橙色計劃，對付英國為紅色計劃，對付德國為黑色計劃，對付當時中國政府方面為黃色計劃等等。在下撰寫博士論文第五章第一節的第二部分 “美國海軍戰略變遷體現的威脅與安全認知”時查閱了相關資料，相關資料可以參見徐藍：《從‘橙色’計劃到‘彩虹’計劃——太平洋戰爭前美國戰略的演變》，《歷史研究》1996年第6期；另見帕雷特等編《現代戰略的締造者：從馬基雅維利到核時代》，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第24章；E.B.波特：《世界海軍史》，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18章等等。由此產生了通過美國當時的假想敵來分析一戰前后美國對自身安全威脅的認知的想法。
但是閱遍上述資料，均對美國當時的假想敵及其對應的顏色代號論述得不夠詳盡。苦惱之余，便擴大搜索范圍，試圖找出盡可能完整的美國戰爭計劃的代號名單，并繪制成表格。只有盡可能詳細，才能對美國當時怎么認識自己面臨的國家安全威脅有一個更接近可靠的結論。隨后筆者就輾轉找到了這篇作者為“赫伯特·W·威爾遜”的《近100年海上力量縱覽》（An overview about sea powers during this 100 years)的文章。這篇文章粗看注釋和文后的參考文獻比較齊整。讀到這篇刊登在“1912年《海軍聯盟期刊》第17卷第四期”的“經過翻譯的‘論文’”，我的第一反應是欣喜，等看到第六節的標題“彩虹計劃：美國的世界戰略”就是興奮了。在這一節的行文里有比較詳盡的各國顏色代號，欣喜之余只看到其中“1903年，...成立了陸海軍聯合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由4名陸軍總參謀部成員和4名海軍委員會成員組成”的描述完全符合史實。再參閱其中大部分國家的顏色代號也符合歷史真實，就不再懷疑這部分內容的真實性，其實只要仔細閱讀全文，應該不難發現其中摻入了虛構的成份。我只是在繪制相應表格時發現所謂的“美國戰爭計劃”顯得非常龐雜，因此在論文中是作為批判美國當時威脅認知混亂的證據，而繪制了表格5.2。
架空海軍史《近100年海上力量縱覽》中的“編者按”
按慣例，論文中的每一個表格下方均需注明資料來源，但這篇文章的原著者赫伯特·W·威爾遜，和刊登這篇文章的“1912年第4期《海軍聯盟期刊》”卻是難以找到出處。從文獻檢索的角度，原文注解“布萊恩, J. 《合眾國的世界戰略(The World Strategy of United States)》(牛津, 1905) 267頁”，作為一本書籍應該是更能找到，也更可靠。作為國內沒有譯介的書，便用英文注在表格下方。只是我沒有想到的是，這本書籍的出處也是虛構的。
本人對于學位論文中這個表格及其注解的不當引用向章騫先生深表歉意。
這件事給我的教訓有兩個：第一，作為國際關系研究中涉及歷史的部分，對于資料文獻的真實性應該保持高度的敏感，這是一個學者的應備素質，而我被所謂“內容豐富”的資料所蒙蔽，說到底其實還是一種學術上的功利心所致。事出之后，我曾擔心這一不當引用是否有可能會影響論文第五章第一節的結論。好在原文表格的內容大部真實，作為批判材料引用的結論應不至受影響。
第二個教訓就是對于轉引的文獻，不管其原著者的資料如何難以證實也應該原文照錄，因為這涉及到的是學術品格的誠實。而我本人在這一情形中這兩條都有瑕疵，為此深感內疚，對事情涉及到復旦大學學術聲譽的不良影響更是不安和自責，深表歉意并且引以為戒。如果復旦大學的學術委員會啟動調查，我會積極配合，并甘愿接受學術違規的處理。
我的愿望是相關資料今后如能有發表機會，則修正此一不當引用的內容，重繪表格，更正注釋，并向章騫先生致謝。
在采訪中，有青年學者針對此事件對澎湃新聞表示，這雖然是學術違規的個案，但也反映了網絡時代對學術研究提出的挑戰。互聯網把學術研究的入門門檻降低了，給興趣研究者提供了資料平臺、交流平臺和發表平臺，甚至模糊了業余和專業研究的界限，特別是在網絡文學的助推下，在戰爭史、海軍史等領域，形成了較為繁榮的研究氛圍，產生了一些非學院派的學者。同時，互聯網也抬高了專業研究的合格門檻，特別是在資料占有、研究現狀和獨到見解方面，對初入門者和青年學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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