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大道 受訪者供圖

2006年，陸大道（右）在青海考察。

2006年8月，陸大道在甘肅河西地區考察。受訪者供圖

■本報記者 劉如楠

“怕什么？不用理會別人。”

聽見護工小聲提醒自己，唱得正起興的陸大道停下來，回了一句，又接著唱。

每天上午8點，坐著輪椅的陸大道會準時出現在北京大屯路上，由護工推著去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以下簡稱地理所）工作。他喜歡一路唱黃梅戲，還會揮舞胳膊比畫動作。

路人的紛紛側目讓護工都覺得不好意思，但這位中國科學院院士卻不以為意。

一進辦公室，坐到桌前，陸大道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開手機，整理那些夜半錄下的自言自語。

12年前那次意外脊椎損傷致癱之后，神經疼痛總讓他在深夜難眠，索性拿起手機說話，錄下對學科發展、國家政策的思考，攢多了再整理成報告交上去。這些意見和建議曾多次得到國家領導人的批示。

“講出一兩重的話，我的資料至少一斤重。”作為一名地理學家的陸大道曾是二級運動員，他跑遍了整個中國，多次踏足那些在地圖上毫不起眼的地方。

他曾記錄下300多萬字的調研資料，更在腦子里裝上了一個高倍鏡頭，可以拉遠、再拉遠，把中國960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都囊括進來；可以推近、再推近，聚焦至一片農田、一座礦山、一家企業。

訪客如果和他提起家鄉的某個地方，他能在地圖上迅速找出，并講述當地地形地貌、工業基礎，讓訪客驚嘆“陸先生遠比我了解家鄉”。

坐在陸大道對面，記者看到，84歲的他整張臉上像是打翻了巧克力醬，深褐色的斑點灑落，額頭上皺紋縱橫交錯。寫字、喝水時雙手有些顫抖，可一旦開始講話，聲音依舊中氣十足。

一生最重要論述

牽動億萬百姓生存與發展

陸大道辦公室一角的書架上，依次排列著60多個筆記本，用牛皮紙重新裝訂過，書脊和封皮上標注著年份與地點。隨意打開一本，滿篇整齊的小字，記錄著發電廠位置、鋼鐵廠成本、油田開采量、淡水水源地開采水量……如果將這些記錄定位到實地，便是一幅我國各地早期工業布局圖。

心里裝著這張無形的圖，陸大道總能看到別人難以發現的問題。

1984年9月28日，烏魯木齊，博格達賓館，一場關于西部地區大開發問題的討論會正在進行。

10位報告人圍繞“將經濟發展重點向西部戰略轉移”的問題，展開了各式各樣的論述，“梯度論”“均衡論”“跳躍式發展”“超越戰略”……每場報告結束，臺下都是一片掌聲。

輪到陸大道了，他眉頭微皺，舉著近2萬字的論文手稿，快步走上臺，一字一頓地說：“不能轉移！”

話音落下，100多人的會場里一片寂靜。

“受嚴峻的國際地緣政治影響，我國已經進行了10多年的三線建設，大量軍工、民用企業搬遷至川黔渝和‘三西’（豫西、鄂西與湘西）地區。企業進溝進洞，有的甚至建在懸崖邊上，選址倉促，建設速度快，給國民經濟帶來了重創。但這是在當時的國情下不得不做的。”陸大道進一步解釋道，“而如果現在再次戰略轉移，沿海地區大量的重點工程、廠房園區、配套基礎設施、政策體系將會成為‘半拉子’工程，境外投資者和商人將不知所措，甚至大規模撤資。這完全違背國土開發、區域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一旦如此，我國改革開放將陷入困境。”

隨即，他提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論述——“點-軸”理論模型和“T”字形宏觀戰略。

“點-軸”理論認為，在國家和地區發展過程中，大部分社會經濟要素都在點上聚集，點與點之間形成軸。這里的點是中心城市和各級居民點，軸是由交通、通信、能源、水源等連接起來的基礎設施軸。

點就像一扇門上的合頁，軸就像門軸。合頁帶動門軸，整個門板隨之轉動，從而帶動整個區域的經濟發展。而連接多個中心城市的沿海地帶和相當于5條鐵路干線運量的長江及沿岸地帶，構成“T”字形，是我國最重要的“門軸”。

“現在整個國家工業基礎有限，國力也有限，要想得到快速發展，必須集中投資到重點區域。因此，在未來15年乃至更長一個時期，我國國土開發和經濟布局，應實施‘T’字形戰略，不能轉移。同時，可以通過軸線延伸與漸進式擴散，逐步實現較為平衡的區域發展。”陸大道說。

很快，侃侃而談的陸大道被主持人“拉”回了會場，下一位報告人已在候場了。他的論述可能是105篇論文中唯一的不同意見，就像投進湖水中的一枚石子，和水面短暫接觸后，迅速沉了下去。

出乎意料的是，這枚石子引起了時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國土局局長陳鵠、處長方磊的注意。會后，他們邀請陸大道參加《全國國土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編制工作，并負責“全國生產力總體布局”的編寫。“點-軸”理論和“T”字型宏觀戰略，作為我國生產力總體布局和國土開發的基本框架被寫進了《綱要》。

1987年3月，《綱要》以草案形式在全國發布。“點-軸”理論如血液一般流進全國各地的城區中，形成了城鎮與區域發展的主動脈，也牽動著那些處在神經末梢、數以億計的百姓。他們的生存與發展，構成了幾十年來宏大GDP背后的生動圖景。

20世紀90年代中期，時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國土地區司司長方磊回憶，全國有20多個省區市編制“國土規劃”，更多的地市、跨地市的區域、縣也編制了“國土規劃”，這些規劃遵行全國“T”字形宏觀戰略的同時，都應用“點-軸”概念規劃了各自的重點發展軸線。

“10多年來，我國區域發展的實踐已經充分說明，這個理論和觀點產生了難以估量的社會經濟效果。”方磊評價道。

“節約與合理，

是我一生的價值觀與信仰”

被國家計委選中參與《綱要》編制，對當時在編制組內資歷尚淺的陸大道來說，無疑是莫大的鼓勵。

在妻子楊軍看來，他有自己的堅持，那種在專業領域工作中的信念，讓他始終憋著一股勁兒。

到地理所的這些年，去各地考察工礦區、寫分析報告、給集體報告做匯總，陸大道都爭著干。

改革開放后，他的研究伙伴接連離開，有人從政，有人下海。而陸大道選擇留下，“我很喜歡我的專業，沒有要動一動的想法” 。

他仍記得，兒時常常想：為什么我們的村莊比隔壁村莊小？為什么村莊有大有小？

到了中學時期，接觸到地理課，他的疑問更多了：在地圖上，為什么有的城市是兩個圈，有的城市一個圈？為什么有的城市好幾條鐵路交叉經過，有的只有一條？他還愛用大張的毛邊紙臨摹地圖，畫完再自我欣賞、評鑒一番，以至于后來徒手就能畫個八九不離十。

那時，陸大道最大的理想是考上安徽師范大學，而后當老師，掙工資為母親分憂。父親早逝，他與母親相依為命。茅草屋、小腳女人、插秧澆菜、雨雪天光腳去上學……這些記憶刻在他腦子里，不定時地穿插回放。這讓他急切地想改變家里的狀況。

“母親常說，一個人就是要‘發狠’，要發奮勞動，要吃苦，要‘發狠’到不能動為止。”陸大道回憶，這樣的家常式教導很有用，他的成績一直名列前茅。

就這樣，他在1958年考入了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

在北大讀書時，他對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的教導印象深刻：“你們以后到什么地方工作，就要研究那個地方，將自己的認識與建議主動向當地政府報告。”而當第一次走進研究生導師、人文地理與經濟地理學家吳傳鈞辦公室時，陸大道也被寄予了相似的期望：“用學得的經濟地理知識為國家經濟建設服務。”

陸大道回憶，這樣的教導伴隨著他的求學時期，經世致用的思想貫穿了他后來的研究生涯。

“經濟地理學中的‘經濟’，不僅指一系列經濟要素及其生產支撐體系，還指節約與合理。這是我一生的價值觀與信仰。”他說。

陸大道牽頭起草了29篇中國科學院咨詢報告，基本格調是“批評”，沒有“歌頌”。

他認為，由于我國經濟管理體制上的優勢與特點，各級政府、各個行業乃至企業，會根據高層的新戰略，規劃一系列要干的事；而缺的是不宜干什么，哪些政策需要調整，有何影響與損失。

“我們的專業恰恰要補上這個不足，要在決策咨詢研究中勇于說‘不’。”他說。

因此，對“經濟大轉移”的一片呼聲說“不”，在陸大道看來，不是為了唱反調或凸顯自己，而是“我的研究和調查告訴了我什么是對的，那就要說出來”。

“對于一些現象，有人看不到，有人看到了不敢說，他是看到了也敢說的人，這是他的學者風范。”地理所副所長、研究員劉衛東說。

“講出一兩重的話，

我的資料至少一斤重”

站在主流觀點的對立面，需要前瞻的眼光、十足的勇氣，還要有詳實的調查和研究，這是2006年24歲的陳明星剛跟隨陸大道讀博時，從導師那里學到的第一課。

那年暑假，陸大道一行到山東等地調研。當時，各地都在大力進行城鎮化建設，大廣場、大馬路、大立交等層出不窮，他們每調研一地，就被當地政府帶到這些“最能代表城市面貌”的地方去參觀。

“當時大家普遍認為，城鎮化是現代化的重要標志，我國城鎮化程度嚴重滯后，需要盡快趕上西方發達國家水平。”地理所區域可持續發展分析與模擬重點實驗室副主任、研究員陳明星說，“因此，自然是速度越快越好，城區越大越好，摩天大樓越多越好。”

而陸大道尖銳地指出，當時的城鎮化超出了正常發展軌道，呈現冒進態勢，空間失控嚴重。中國應該走符合國情的循序漸進和資源節約型城鎮化道路。

這讓陳明星印象極深，“現在我們覺得理所當然的觀點，陸先生那么早就形成了”。

陳明星回憶，一行人來到拆遷安置小區，看到不少四五十歲的人在小區聊天喝茶、打牌納涼，陸大道感慨，“這些人正處壯年，原本應該在田間勞作。現在一下子變成了‘城里人’，卻無法實現價值，這不是正常城鎮化的途徑”。

然而，這些觀察和論斷通過常規渠道難以上報。無論在政府部門還是在學術界、社會輿論中，都面臨著極大的壓力。

“這種壓力往往是無形的。他是一位院士，很少有人會當面表示不認同，但不乏風言風語，有人甚至借題發揮，這給他造成了困擾。”劉衛東說。

后來，時任中科院院長路甬祥看到了陸大道的報告，立即用個人名義報送國家相關部門。

最終，報告得到國家領導人的批示，國家發改委組織11個部委進行了半年多的調查研究，出臺了一系列重要政策。

2013年8月30日，他去中南海代表中科院課題組作城鎮化的匯報。原定18分鐘的報告他講了半個多小時。

“我講一句話，它有十句話的根據。如果把這句話放在秤上稱，講出一兩重的話，我掌握的資料至少一斤重。”陸大道說。

但他講的話仍有人“不愛聽”。

“地方上請他當指導專家是作‘正面宣傳’的，他看到政府大樓建得高大氣派、占用大片土地，就忍不住批評一通。后來，那些地方再也不敢請他了。”《地理學報》專職副主編何書金說。

2018年，陸大道撰寫了《以SCI為主導的“論文掛帥”對我國科技發展的負面影響》一文，引發熱議。

有一天，陸大道出差回家。上樓時，同乘電梯的一位科研人員突然開口道：“你不要再說了，我們都很討厭那篇文章。”

“科研成果SCI評價導向下，確實是有學者僅靠SCI成長起來的。陸先生的公開批評，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思，但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滿。”何書金感嘆。

癱瘓突如其來，

他卻從未將自己當成“殘人”

敢與大多數人唱反調的陸大道一貫是腰桿挺直的，不料命運的意外卻讓他傷了脊椎。

2011年3月29日下午，陸大道照例去健身房游泳。為了緩解長期頸椎病帶來的眩暈，醫生建議他隔天游一次泳。

剛下水不久，陸大道發覺身體不適，便起身走向更衣室，彎腰穿襪子時，聽到腰部“咔嗒”一響，瞬間，下半身近乎失去知覺。緩了一會兒，他掙扎著站起身，慢慢走回家中。得知消息后，學生們從研究所趕來，將他送去醫院。最終，診斷結果是脊髓損傷，第十一節胸椎以下癱瘓。

醫生認為，脊髓損傷后，他堅持起身、后又被背下樓，這給身體帶來了二次傷害。對于病因，專家們看法不一，有人說黃韌帶狹窄擠壓了神經，有人說是一過性缺血，導致腰部以下神經死亡。

在最初治療的一年多里，他都心存站起來的希望。“病友們都是外傷引起的，沒遇見過我這樣的，前一天還好好地走著，一下子就癱瘓了。”

每天康復訓練時，豆大的汗珠順著臉頰流下，胳膊上滿是被器具勒出的一道道紅印子，72歲的他不敢落下任何一個動作，“我使勁地鍛煉，使勁地鍛煉”。

那段時間，陳明星每天都睡在醫院里，晚上給導師讀歷史書解悶兒。

一天，他告訴陸大道自己即將結婚的消息，希望導師能做證婚人。陸大道很高興，又為不能到場而遺憾，他問陳明星婚禮能不能推遲一段時間，等自己好一些，哪怕拄著拐杖去也是好的。

婚禮最終推遲了半年，可陸大道還是沒能站起來。

讀大學時陸大道曾是乒乓球二級運動員，早年在中科院舉辦的乒乓球賽上，還拿過前幾名。后來，那把為他贏得滿堂彩的球拍被收在了柜子最深處。他愛拉二胡，生病前常趁早晨沒人時在辦公室拉上一曲《二泉映月》。如今，放二胡的箱子上早已落滿灰塵。

原本他的家中十分講究，精美的工藝品、成套的餐桌椅，一塵不染的地板還打了蠟。如今，沙發餐椅被挪到了小臥室，工藝品被堆積在玻璃柜，那間朝南的、最大的屋子留給了鍛煉器械和一張辦公桌，最大化地方便輪椅來回騰挪。

他被認定為二級殘疾，完全喪失勞動能力，可他仍舊每天到研究所上班，春節也不例外。這個總以“殘人”自居的老人，工作起來沒有一刻把自己當成“殘人”。

脊髓損傷后的12年里，他撰寫了15篇學術論文、牽頭編寫完成5部著作，還發起了“中國國情與發展”論壇，作了幾十次學術報告……他起草的12篇咨詢報告，內容涉及我國區域可持續發展戰略、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大保護、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渤海海峽隧道等。他用力對抗著病痛，也繼續對抗著那些“不節約”“不合理”。

“老陸滿腦子都是工作。聊家常、出去跟人吃飯，在他看來都是浪費時間。他覺得年紀越來越大，又得了這個病，時間不夠用，有好多事兒沒干完。”楊軍說。

至于脊髓損傷后的一系列并發癥，他極少跟人提起。劉衛東說：“陸先生不常講自己的病痛，即便與他整日相處，我們也只聽他偶爾感嘆過幾次，說自己痛得‘生不如死’。”

在一篇名為《關于我一生的學業與人生體會》的文檔里，陸大道這樣描述自己的感受，“24小時持續的，麻、脹、刺痛、割痛、裂痛，有時小腿到大腿像是在閃電。終生疼痛、生理功能喪失，沒有希望緩解”。

如今，10余年過去了，一提到“老陸的病”，楊軍的眼淚還是忍不住地掉，“他是那么要強的一個人，卻偏偏得了這么沒有尊嚴、沒有自由的病”。

“我一下子掉進了人生的深淵。回憶起少年時在村子里見過的‘癱子’，被家人放在稻草堆邊，蓬頭垢面，單手舉起飯碗乞討，過十天半月，又被轉送去另外的村子。可以想象，要不了一年半載，必死無疑。”陸大道說，“如今，我也成了‘癱子’。”

即便這樣，他仍覺得自己是不幸中的萬幸，“要是在過去，我這個病會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他甚至還寫了一首詩：“若無天椅與我便，許作灰泥堪養花。華夏春潮九萬里，命運感激有晚霞。”

更大的打擊在6年后襲來，陸大道的女兒病逝了。葬禮上，他用極平靜、克制的語調念完悼詞，旁邊的楊軍早已泣不成聲。第二天，他又準時出現在辦公室里，偶爾提起女兒，只是輕聲感嘆“可憐喲，可憐”。

“他從不當著別人流淚，也不讓我看到，他說對不起孩子。”楊軍說。

后來，聽到學生、同事有了女兒，他總一遍遍叮囑：“要多跟你的小公主在一塊兒，在她的健康成長中，父親是很重要的。”

有雷打不動的“規則”，

也有放心不下的“周全”

為方便輪椅行走，陸大道辦公室的物品都呈“回”字形排列。他有好幾臺不同年代的錄音機和音響，他愛聽巴赫的交響樂，感受那種工整、嚴謹的美。

而他幾十年來的生活，也如巴赫的樂曲一般，遵循著秩序與平衡。

他襯衫的第一粒扣子永遠系著，哪怕是在炎熱的夏天。早年間的論文手稿、老伴兒幾十年來的教案，都被他按照年代順序重新裝訂，就連抽屜里的藥盒，也歸置得整整齊齊。

面對規則被打破，陸大道總是毫不猶豫地站出來。

這天中午，護工推著他回家吃飯，穿過路口時，一輛右轉的汽車疾馳而來，在距離輪椅兩三米遠的地方戛然停住。護工愣了一下，陸大道做出“停”的手勢，又指指正前方的綠燈，示意司機不該搶行。

“街上遇到闖紅燈的人，大家見怪不怪，但老陸總會上前說不應該這樣做。小區里看到踩踏草坪的，他也要制止。他講話直接，不看人家臉色。”楊軍說，她擔心對方嫌老陸多管閑事兒，更怕有人嘲諷他坐輪椅。

2010年地理所組織大家參觀世博會，考慮到當時陸大道已有些跛腳，專門向展館方申請了綠色通道，免于長時間排隊。“他想都沒想就拒絕了，還指責我‘搞特殊’，后來太陽曬得他實在站不住，只好央求管理員讓他先到陰涼處等著，我留下繼續排隊。”楊軍說。

日常生活中，他們常為這樣的小事拌嘴，楊軍希望陸大道能“接地氣”“近人情”一些。

可另一方面，陸大道又極能為別人考慮。

腿腳方便時，他常去買菜。“總把好的差的一起帶回來，我說‘你怎么不挑一挑’，他說‘農民種菜不容易，你把好的挑走了，差的賣給誰呢？’”楊軍說。

對于身邊的人，他都考慮“周全”。

陸大道牽頭申請下來的科研課題，總是帶著大家一起做。“他從不把持項目經費，自己只留下很小一部分，大多數都分下去了。跟著陸先生做研究能增長真正的學問，也能學到學者的品質，這是中青年學者公認的。”中國地理學會秘書長張國友說。

他在家門上寫了幾個大大的“火”字，提醒老伴出門注意關火。看到負責財務工作的同事臉有些紅，他囑咐她注意血壓。自己工作時，總讓護工到隔壁房間休息。

4月的北京乍暖還寒，辦公室里的陸大道感到下半身涼颼颼的，趕緊又套了一層棉衣褲。

望著窗外的綿綿春雨，他坐了很久。音響里放著黃梅戲《漢宮秋》里的戲段，“對紅燭怕聞夜雨，守幽窗恨日偏西。光陰啊，你也這般不仗義，催人老真恁地意切心急……”

從小生長在黃梅戲之鄉——安徽桐城，陸大道愛聽也愛唱黃梅戲，辦公室墻上，貼著他前不久寫下的對聯，“室有文墨養肌骨，居無客來唱黃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