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小兵1983年在天津實習時于天津港留影

▲付小兵1978年在家復習準備高考

■付小兵

付小兵

1977年、1978年參加高考，1978年9月進入第三軍醫大學軍醫系學習。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曾在云南老山前線參加戰傷救治和出國留學深造。組織修復與再生醫學專家，現任解放軍總醫院生命科學院院長。擔任亞洲創傷愈合聯盟主席、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工程院醫藥衛生學部副主任、中國生物材料學會理事長和中華醫學會組織修復與再生分會主任委員等學術職務。是國家“973”項目首席科學家、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創新群體負責人。擔任《解放軍醫學雜志》總主編和Military Medical Research主編。主編出版《中華創傷醫學》等專著26部，在《柳葉刀》等國內外雜志發表論文600余篇。以第一完成人身份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1項，二等獎3項。獲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進步獎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杰出專業技術人才獎等。榮立一等功。1995年國家杰出青年基金獲得者。2009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2018年當選為法國醫學科學院外籍院士。

我們這一代人的確是因為高考而改變了人生和命運。1977年重新開啟的高考大門我有幸叩擊了，而且是兩次。現在回想起來，40年前的高考以及高考后的經歷仍然歷歷在目，就像一部已經映進腦海的電影可以隨時播放。

為了父母的愿望

我生于1960年8月。我的出生地是在四川省資陽市，是一個山清水秀、人才輩出的地方。據史書記載，早在35000年前這塊土地就有人類生息繁衍，上世紀50年代修建成渝鐵路在資陽出土的聞名遐邇的“資陽人”就是最好的證明。沱江從城東邊蜿蜒流過，帶給這片土地文明和富饒。千里沃野，養育了無數仁人志士。但我小時候對這些不甚了解，只知道資陽猿人以及相關的地方小吃，如聞名全國的“臨江寺”豆瓣。

1966年該我上學的時候，正趕上“文革”開始，全國大學、中學以及小學都停課鬧革命了，直到1968年復課鬧革命我才開始上小學。由于“文革”，我們上學基本上就是玩耍，或者是響應號召“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當時學校要根據最高指示修建防空洞，我們便常去沱江邊撿鵝卵石，用來修防空洞用。身為小隊長的我，雖然個頭小體力弱，但為了表現出吃苦耐勞的革命干勁，常常帶著同學抬著大的鵝卵石送到工地去，為此受到了班主任葉老師的表揚。她先生是宣傳部干事，她還專門叫她先生為我照了一張肩扛鵝卵石的大頭照掛在學校的櫥窗里，引來不少同學的羨慕。一晃，我的5年小學就在這樣的氛圍里過去了。

我的初中和高中階段是在“文革”后期度過的。那時既要學制短，又要鬧革命，因此那個階段除了上一些基本的文化知識課外，大部分時間是在學工學農。大家到了工廠或者農村都非常高興，因為這個時候既不用看書，也不用考試。

大約是在1977年9月，我父親從朋友那里得到要恢復高考的內部信息，趕緊叫我們兄弟倆準備考試。當時我哥已在農村插隊快兩年，由于高考信息還沒公開，他只能以父母生病為由請假，回家復習。而我當時還是資陽中學（該校創辦于1906年）的高中生，差近一年才畢業，后來跟著學校組織的一個提前高考班復習，主要突擊一些還沒學習過的課程。到了晚上和星期天，我和我哥便在一起復習。當時條件比較差，但我們干勁特別大。那時經常停電，煤油燈和蠟燭是必備的工具。我們還訂閱了《光明日報》《半月談》等報刊，以便了解時事政治，希望政治考試能多考一點分。

1977年四川的高考是在年底。那次高考我考了228分（當時四川的高考錄取線應該是190分），我哥考了180分。那次我沒有去上學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我是在校生，據說對在校生的錄取分數比往屆生要高一些；二是父母希望我們兄弟學醫，最好同時又參軍，而那次高考招生目錄里面沒有軍隊醫學院校。所以這一次考試我就放棄了。

我在1978年的高考可說是一舉成功，5門課我考了375分，名列資陽中學理科的第三名。慶幸的是，這一次的招生目錄中出現了第三軍醫大學，這使我們一家人喜出望外，父母希望我學醫和參軍的愿望同時實現。

我哥在1978年的高考中也順利被瀘州醫學院（即現在的西南醫科大學）錄取，而當時四川錄取率也只有5%左右。在接下來的幾年，我的兩個妹妹又分別以高分考入北京師范大學和北京郵電大學，這在當地傳為佳話。為此，我們也經常感慨這是“文革”后期父母對我們嚴格要求的結果。

在戰傷救治中成長

之前我以為我的高考成績是很高的，到了學校才發現，我這只能算是中上等水平，好幾個同學考試分數都超過了400分，真是山外有山。

作為“文革”后軍隊院校首批正規大學生，我們軍醫系分為兩個大隊：一個是平均年齡比我們大一些、從軍隊考上來的學員，另一個是我們應屆高中生或當過知青考入大學的同學。盡管同學們年齡相差比較大，大家基礎參差不齊，但學習勁頭都很足，都渴望有比較多的時間用于專業學習。

在大學初期我對專業選擇沒有特別關注，只想好好學習，當一個合格的軍醫而已。

對戰傷的最早認識除來自于小時候“文革”中看見因武斗造成的傷員外，直觀的體驗則來自于1979年3月在學校參與的對云南前線后送傷員的轉運工作。記得那年春節前后，我們就隱約聽說云南邊境要發生一些事情，但沒有確切消息。初春的一天，我們全體學員突然接到緊急通知，要求到學校大操場集合，這才知道云南前線發生了自衛反擊作戰（指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中越邊境進行了自衛反擊作戰），有部分傷員需轉運到后方醫院治療，我們這批學員要參加將傷員從重慶梨樹灣火車站轉運至第三軍醫大學3個附屬醫院的工作。由于當時的我們還缺乏對戰傷救治基本知識的了解，就在大操場緊急學習了戰傷救治四大技術，即止血、包扎、固定和后送（當時還沒有包括通氣這一基本技術）。我記得課程是由西南醫院骨科著名專家吳先道教授講授的，他講課通俗易懂，針對性強，使我們初步了解了這些知識。這些知識在后來的傷員轉運中得到了應用，使我們圓滿完成了任務，受到時任國家副主席烏蘭夫來重慶視察時的親切慰問。

大學畢業留校后，我希望到一個與軍事醫學更加密切的單位去工作，這樣我便去了第三軍醫大學附屬大坪醫院。在專業選擇時，我考慮我的興趣在外科學，特別是與戰創傷救治密切相關的野戰外科學，所以就選擇在野戰外科研究所繼續學習和工作，之后又開始攻讀野戰外科學的研究生。

1984年，云南邊境老山地區戰事再起，當時我已到第三軍醫大學野戰外科研究所工作快兩年了，工作的重點一方面是了解各種現代武器對人體致傷機理，同時也研究如何預防和治療這些損傷的策略和方法。當老山戰事再起時，我和3位研究生同學積極要求去前線鍛煉，獲得了組織的批準。為此，我曾經4次去前線參加戰傷救治與戰傷調查。記憶深刻的，除了劉蔭秋教授和王正國教授等前輩對我們的教育和培養外，還有3件事至今難忘。

一是一項緊迫的任務，即向戰士們講解防地雷鞋的防護原理并指導他們使用。為此，我在老山前線生活了一段時間，常常深入一線作戰部隊手把手地教戰士使用。根據后來的反饋，防地雷鞋的使用對戰時地雷傷的防護和戰后的排雷工作起到了重要保護作用。雖然前線危險且條件艱苦，但通過這項工作能保住戰士的生命，我感到非常快樂。

二是一個有趣的故事，即關于濾色清創眼鏡的研制。當時，我通過參考文獻和相關研究發現了不同活力組織對光的反射在600（納米）以上存在顯著差異這一生物現象，根據這一發現，希望盡快研制出這種濾色鏡，從而幫助外科醫生進行精確清創。那是在1986年底，我去四川華鎣山的一個兵工廠試制濾色鏡片。那家兵工廠位于大山深處，交通十分不便，由于打聽錯誤，我費了一整天走了兩次彎路，才在下午5點左右到達廣安縣前鋒鎮。誰知到那一打聽，這個廠是在離前鋒鎮還有10余公里的華鎣鎮。而那時沒有去華鎣鎮的班車，迷茫中，一個40多歲農民打扮的人說他的家就住在華鎣鎮，知道工廠的位置，問我是否跟他一起走山路。無奈中，我只好決定跟他一起走。當時天色已黑，為防萬一，我手拿一根樹棍，跟在他身后2~3米的距離，一路上提心吊膽。好在這一路沒有發生意外，感謝那位好心的農民。當晚上10點多到達華鎣鎮時我已渾身濕透，像水淋了一樣。由于高度緊張和勞累，我第二天就出現了重感冒，但還是堅持去工廠找到了適合于做濾色清創眼鏡的光學玻璃，并簡單加工了兩副帶回重慶。這項研究使我獲得了1990年度的國家發明獎。

三是一個嚴峻的時刻，即在老山前線為了挽救戰士的生命。1987年仲夏的一天，一批傷員被送到野戰醫院，其中有個戰士處于昏迷狀態，血壓非常低，我看了后初步判斷是內出血，經穿刺果然發現有活動性出血，因此急需開腹手術。這個戰士為O型血，當時野戰醫院已經沒有O型血了。時間就是生命，由于我是O型血，我便提出我來獻血。當時在場的醫院院長堅決不同意，說我是來參戰鍛煉的，是研究生，是客人，萬一出了問題他們難以向大學交代。我說到了前線就是一樣的戰士，一樣的醫務人員，我為這個戰士獻血理所當然……經過一番爭執，院長同意了我的請求。其實，獻出300ml鮮血對我來講只有一點損失，但對挽救戰士的生命卻是十分重要的。

總之，經過老山前線血與火的考驗，進一步增強了我對前線將士戰斗和生活環境的認識和體驗，在思想認識上得到了升華。我常常在想，作為軍人和軍醫，難道還有什么比救治戰士生命更重要的嗎？沒有！軍人的責任在保家衛國和人民，而軍醫的責任在于保護戰士們的生命。

從老山前線到科技前沿

作為老山前線參加戰傷救治任務的延續，我們已經深刻認識到要顯著提高我軍戰創傷救治水平，光靠熱情和干勁是不行的，必須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大力開拓創新，特別是在戰創傷救治理論和關鍵技術建立方面尤其重要，而生物高新技術是重要領域。

所以，從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我們就開始系統研究以生長因子為代表的生物技術對戰創傷治療作用。1991年，我編著出版了國際上第一部有關《生長因子與創傷修復》的學術專著。在此基礎上，發現了嚴重戰創傷導致內源性生長因子含量減少現象，并闡明外源性應用生長因子加速戰創傷修復的相關機制。在國內同道的共同努力下，研制出了具有我國自主知識產權的用于促進急慢性戰創燒傷創面修復的基因工程國家一類新藥，實現產業化和在臨床推廣應用。相關結果于1998年在國際著名醫學雜志《柳葉刀》發表后，被BBC以中國人“把牛的激素變成了治療燒傷藥物”進行高度評價。成果獲2003年度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

基于生長因子對組織修復和再生的系統研究，我領導的團隊又進一步發現并在國際上首先報告了表皮細胞通過去分化途徑轉變為表皮干細胞的重要生物學現象。結果于2001年再次在《柳葉刀》發表，為組織修復和再生提供了原創性的理論根據， 被國際同行以“相關研究對細胞去分化給予了精彩的總結”和“是組織修復與再生的第四種機制”等進行充分肯定。根據這一原創性發現，2007年我們在國際上首先利用自體干細胞再生汗腺獲得成功，為解決嚴重戰創燒傷患者后期的出汗難題提供了基礎，被國際同行評價為“里程碑式的研究”。部分結果獲2008年度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

由于我國人口老齡化和疾病譜的改變，體表慢性難愈合創面（俗稱潰瘍）防控已經成為國家重大需求，同時也是國際上研究的重點與難點。我們敏銳地認識到這一轉變，并迅速把軍事醫學科研究成果應用于解決老百姓面臨巨大痛苦和服務國家重大需求。

我們發現并在國際上報告了中國人體表慢性難愈合創面的主要病因已由創傷為主轉變為以疾病（如糖尿病）為主的新特征，闡明了體表慢性創面難愈合的相關機制，創建了包括采用光子技術在內的5種治療復雜創面的關鍵技術，顯著提高了治愈率。

此外，我們還建立了系統的培訓體系，并在全國倡導建立了300余個創面治療專科（中心），對復雜難愈合創面開展專科治療，使廣大創面患者直接受益。相關研究成果對推動中國體表慢性難愈合創面創新防控體系的建立發揮了重要作用，被國際同行以“向東方看”進行高度評價。成果獲2015年度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

40年彈指一揮間，我自己也從一個懵懂少年到接近花甲，從一名戰士成長為對國家和軍隊有一定貢獻的科技工作者。回首40余年的經歷，特別是高考時的選擇，我可以自豪地說，歲月在變，人生在變，但是我高考時對自己人生的規劃沒有改變，并且是始終沿著當時確定的目標一步一個腳印走下去。在這個過程中，既有成功的喜悅，也有失敗的痛苦，但更多的是作為軍人的自豪和救治戰傷的責任，目標明確，初心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