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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科學家的苦惱

時間:2018-11-14來1源:光明日報 作者:佚名

阿什莉·約為奈特(Ashley Juavinett)
 

亞歷克西斯·魏寧格(Alexis Weinnig)
 

薩夫·庫姆溫達(Save Kumwenda)
 

斯凱拉·拜爾(Skylar Bayer)
 

瑪麗安·扎林哈拉姆(Maryam Zaringhalam)
 

雅克·樸(Jacque Pak Kan Ip)
 

丹尼爾·岡薩雷斯(Daniel Gonzales)
 

索菲婭·納斯爾(Sophia Nasr)
 

斯內哈·達馬瓦德卡爾(Sneha Dharwadkar)
 

卡麗娜·菲什(Carina Fish)
 

安杰爾·阿達梅斯-科拉利薩(Angel Adames-Corraliza)
 
對處于職業生涯早期的研究人員來說,生活并不容易。他們必須忍受不確定的未來,去競爭科研經費,還要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做好為工作頻繁搬家的準備。
 
科學家們在本文里與我們分享了他們可能會面臨的問題:挫折、掙扎、挑戰,當然還有快樂。
 
2018年,美國聯邦預算定稿時,詹妮弗·哈丁(Jennifer Harding)在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的博士生涯進入第4個年頭。作為一名海洋地球物理學研究者,她花了數年時間學習如何使用一艘由美國自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資助的研究船,并用它來收集海底俯沖帶的圖像信息。然而,NSF卻計劃出售這艘船。這完全切斷了她獲取新數據的來源。26歲,博士階段的最后一年,哈丁想知道下一步該怎么辦,她希望自己能在石油和天然氣行業找到一份工作。她說:“這一切太突然了,毫無準備”。
 
像哈丁這樣的年輕科學家,從大學本科畢業就要面對一系列挑戰。為了博士學位、博士后項目或教授任期,他們得習慣跨越國家、大洲甚至海洋。他們需要面對距離帶來的關系和家庭壓力。在不確定的未來面前,他們還需要苦惱地思考什么時候才能要孩子,或者根本就不要孩子。他們爭奪稀缺的研究資金。即便離開學術界去工業界,也可能感到困擾,他們害怕這會在學術界留下負面印象。當然,真正需要面對這些煩惱的,也只是在一開始就能進入研究生項目的幸運兒們。
 
美國國家科學、工程和醫學院(NASEM)在今年4月份發表的報告指出,對于還處于入門階段的研究者來說,相關科研配套政策亟須改革。根據這份報告,2016年首次獨立獲得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資助的研究員的平均年齡是43歲,而在1980年,只有36歲。
 
困境一 搬家  
 
阿什莉·約為奈特(Ashley Juavinett),28歲,冷泉港實驗室神經科學博士后研究員
 
“學術界幾乎沒人會討論這個,因為這種問題太常見了,為了博士后職位,把家搬到另一個遙遠的地方。但這讓我的愛情面臨考驗。我的伴侶住在舊金山灣區,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都在討論他是不是需要搬來紐約。這個決定很艱難,尤其是我們這樣的伴侶,不知道該把誰的事業放在第一位。”
 
困境二 錢
 
亞歷克西斯·魏寧格(Alexis Weinnig),28歲,天普大學生物學博士生三年級
 
“我們每周工作60到80小時,但工資標準卻是每周25小時的。薪酬體系很難跟上生活費。我喜歡我的研究,但我也希望能夠得到這個工作量應有的收入。”
 
薩夫·庫姆溫達(Save Kumwenda),41歲,馬拉維大學流行病學博士生
 
“獲取資金是最大的困難,更不用說足量的資金了。大部分資金都會假定你所在的機構擁有一些基礎設備,特別是當研究需要使用實驗室時。但是,拿到這筆錢以后,你才會發現遠遠不夠。因為大部分設備都用不了,即便可用也是過時的。使用這些儀器會讓你的研究結果看起來不可信,從而很難在高水平的期刊上發表論文。”
 
困境三 文化
 
斯凱拉·拜爾(Skylar Bayer),32歲,海洋生態學家,2018年約翰·A·科納斯海洋政策獎學金獲得者
 
“科學界的運行機制仍然十分古舊,作為一個學生,導師就是你的負責人。如果你和導師關系不好,那你就完了。沒有什么問責機制,你不是一個領薪水的員工,因此也沒有相應的權利。你需要找到有能力為你發聲的人。”
 
困境四 學術vs產業
 
瑪麗安·扎林哈拉姆(Maryam Zaringhalam),30歲,分子生物學家,美國科學促進會科技政策獎學金獲得者
 
“很早我就知道我不想從事學術研究,但我一直學著克服內心的羞恥感。作為一位身在科學界的伊朗女性,我覺得我有義務繼續走下去,因為這條路對女性來說不容易。但是,我討厭學術界的一點就是它無比推崇學術道路。很多擁有學術背景的人都可以順利進入相關的政府決策機構、傳媒或工業領域,但他們只把這些看作備選。”
 
困境五 家庭
 
雅克·樸(Jacque Pak Kan Ip),35歲,麻省理工學院神經科學博士后研究員
 
“我們準備要個孩子,但我不能要求妻子再次犧牲她的事業。我需要在研究上投入很多時間,一旦懷孕她也需要我的照顧,我不得不放下手頭的工作。對此,我們一直猶豫不決。如果有個終身職位就會穩定很多,到那時我們也許會要個孩子。但現在我已經35歲了,她34歲,我們的時間越來越緊迫了。”
 
丹尼爾·岡薩雷斯(Daniel Gonzales),27歲,萊斯大學應用物理學NSF研究生獎學金獲得者
 
“想要將來在學術上有競爭力,我需要一直保持優秀。我已經在一本影響力很高的學術期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但畢業之前我最好再發一篇。我還得選一個更有名的博士后職位,而不是留在這兒(得克薩斯州)。在博士后期間,我最好能獲獎,并在頂級期刊上不斷發表光鮮的科學研究成果。但是,我已經成家了,有兩個孩子(一個3歲,一個1歲)。搬家很麻煩,靠博士后的薪水養家也很難。我知道我可以接受這一切,但我的家庭能嗎?”
 
困境六 工作、獲得獎學金、教職
 
索菲婭·納斯爾(Sophia Nasr),加利福尼亞大學爾灣分校宇宙學博士生二年級
 
“我最崩潰的經歷是申請NSF獎學金。我投入了全部心血,覺得自己的申請無懈可擊,可是只需一位評審專家就把這一切都摧毀了。在資格考試期間,我得知了這個消息,信心基本被摧毀了。雖然現在我逐漸恢復,但作為理論研究人員,已經很難從別的地方申請到資金了。對我來說,NSF還是在那里,還是讓我心碎。”
 
斯內哈·達馬瓦德卡爾(Sneha Dharwadkar),30歲,印度馬內里野生動物生物學家
 
“我正在申請美國的博士生項目,但處處被拒。教授對我說,‘想要進入博士生項目,你得先發表文章。’可我還沒進入學術界,很難在合適的刊物上發表文章。”
 
困境七 代表性與不公
 
卡麗娜·菲什(Carina Fish),26歲,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海洋生物地球化學博士生二年級
 
“作為一個研究氣候和海洋的人,總覺得在我的種族所面臨系統性和體制性歧視的時候,我做得還不夠多。我可以通過尋找一些交集來協調這些問題。當然,考慮到氣候變化正在加劇社會不公,我也渴望為環境正義發聲。”
 
安杰爾·阿達梅斯-科拉利薩(Angel Adames-Corraliza),29歲,密歇根大學大氣科學助理教授
 
“我是波多黎各人,然而科學界很少有波多黎各人,我覺得我是他們的代表。將來我想為拉丁裔、波多黎各裔還有其他少數族裔鋪路。如果我能成為教員,就能擁有一定的影響力。我會在科學界倡導多元化,為女性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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