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樹民當年的高考報名表

段樹民實習時的阜陽實習隊

■段樹民

段樹民

1977年12月參加高考，1978年2月進入蚌埠醫學院醫療系學習。浙江大學教授、醫藥學部主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神經科學學會理事長。先后擔任Journal of Neurophysiology、Glia、Hippocampus、Neurobiology of Disease等國際主流雜志編委，Neuroscience Bulletin主編。長期從事神經生物學研究，在神經元—膠質細胞相互作用、突觸發育和功能等研究領域做出系統的創新工作。相關研究成果分別發表在Science、Cell、Neuron、Nature Neuroscience、Nature Cell Biology等國際著名雜志，在該領域產生了重要的國際影響。研究成果先后入選2003年中國醫藥科技十大新聞，2006年中國基礎研究十大新聞。2007年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2008年獲何梁何利科學與進步獎。2007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中國經歷了十年“文革”，教育事業遭到重創，高考中斷。1977年冬天，中國五百七十萬考生走進了曾被關閉了十余年的高考考場，中國由此重新迎來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春天。

今年4月，我們大學的同班同學舉行了一次入學40周年的聚會。歲月如梭，轉眼間大家都到了耳順之年，回首往事，大家都感慨萬千。40年來，我們見證并參與了我國發生的前所未有的飛速發展。

能考上大學應感謝一個人

“文革”開始時我讀小學二年級，之后十年正是我接受中小學教育的時候，但大多時光都在學工、學農及各種時政學習、批判和宣傳活動中度過。1973年，我上初二，趕上鄧小平第一次恢復工作后“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回潮”，算是比較扎實地學習了兩年。也正是這兩年的學習，為我的高考打下了基礎。高中我只讀了一年，就下放了。

1977年恢復高考，我能考上大學要特別感謝一個人，他就是我初中的班主任黃佩章老師。在那個混亂的年代，絕大多數人都認為讀書沒有什么用，媒體也都在宣傳知識越多越反動，但黃老師卻經常開導學生要用心讀書，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次他在課堂上告誡我們：“現在這個狀況是不正常的，不會持續很久，將來的社會還是需要知識的，大家一定要趁年輕的時候好好學習，不然以后會追悔莫及的。”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黃老師家庭出身并不好（地主成分），很難體會在那個年代他要頂著多大的壓力才能在課堂上和我們講這樣的話。這既體現了他的遠見卓識，也彰顯了他的勇氣與擔當。在黃老師的影響下，我們班級的學習氛圍濃厚，成為全年級高考錄取人數最多的班級。高考之前我作為知青下放到農村兩年，村民們照顧我，讓我為生產隊養豬，避免干體力活。當時，那些豬因為是公家的，所以都沒得到好好的飼養，成了多年長不大的“僵豬”，都像猴子一樣敏捷，能輕松翻越一米多高的圍墻。讓我引以為豪的是，在那段養豬的歲月里，我改進了飼養方法，研究調配糖化飼料，學習為豬治病等，漸漸地，那些猴子一樣的“僵豬”肥頭大耳起來，最終賣給了政府，為生產隊產生了經濟效益。細想起來，這應該是我從事“生物學研究”的開始。

雖然小時候我曾經有過當科學家的夢想，喜歡看一些諸如《知識就是力量》的雜志和《十萬個為什么》等叢書。但下放之后，看到很多知青在農村勞動了七八年仍沒有回城工作的希望，人就變得很現實了。那時候的最大理想就是勞動幾年后能夠通過招工、當兵回到縣城生活，壓根就沒有想到上大學。

改變命運的時代考卷

1977年10月，剛聽到要恢復高考這個消息時我還不敢相信。從知道確切消息到高考也就一兩個月，由于“文革”中斷了十年的高考，被積壓了11屆的中學畢業生，從十幾歲到三十幾歲，都鉚足了勁向這次高考沖刺。那時候沒有復習資料，也沒有像樣的教材，中學老師們熱情地在擠滿學生的大禮堂里免費為大家做輔導，氣氛非常熱烈。

我還清楚地記得，安徽的高考時間第一天是12月10日。具體考試安排好像上午是語文，下午是數學，物理和化學合在一張卷子放在11日上午考，11日下午考的是政治。還記得語文的作文題目是二選一：1.科學有險阻，苦戰能過關（源于葉劍英詩句）；2. 緊跟華主席，永唱東方紅。我選了第一個題目，記得作文里舉了陳景潤攻克數學難題的例子。

我覺得自己的強項是數學，但下午的數學考完之后我卻感到很沮喪，因為有不少題目沒做出來，當時甚至想放棄第二天的考試，但家人鼓勵我忘掉考過的科目，避免不良情緒影響到后面的考試。最后的政治考試好像比較輕松，有意思的是有一個題目是默寫毛主席的語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這段語錄是當時在校學生經常要唱的歌，我當時就在心里默默唱著這首歌寫出這段語錄的。后來還聽說有的考場教室的墻上就貼著這首語錄，樂壞了這些考生。

一張張考卷遞交了上去，一代人的命運走向由此決定。

由于考生眾多，大學和專業都少，每個學校招生的數目也比較少，當年的高考錄取率是歷史最低的，只有幾十分之一。當時每個考生可以報三個專業/學校的志愿，但因為既不公布考生的分數，也不公布錄取分數線，考生填報志愿還是比較盲目。我當時覺得自己沒有發揮好，應該沒什么希望了。不過張榜的那一天我還是去看了，由于信心不足，居然沒有看到自己的名字，就很失落地回家了。后來還是一位同學告訴我已經入榜了，這才知道自己考上了蚌埠醫學院。至此，我的命運出現了又一個轉折點。

記得還有一位同學，榜上公布的名字和他的名字有一字之差，而公布的考生其他信息都和他的相同，經過反復核實才確定入榜的是他。“失之毫厘、謬以千里”的結局差點在他身上上演。

雖然過去了三四十年，我對大學的學習生活仍然記憶猶新。當時同班同學的年齡和經歷差別非常大，既有中學剛畢業的十七八歲的孩子，也有已經是三個孩子的父親，還有三十多歲沒找到媳婦的農村“赤腳醫生”。大家都非常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期望把過去耽誤的學習時間再追回來，所以大家的學習生活過得非常緊張而充實。

當時大家的英語基礎都比較弱，因為“文革”時英語教育受到的沖擊最大，有個中學生還寫過一首打油詩攻擊英語老師：“我是中國人，為何學外文，不學ABC，照當接班人。”他還因此被當作反潮流小將的正面典型在全國宣傳，影響很大。當時的中學從初中到高中學的英語也就是一些革命口號類型的中式英語，很多中學，尤其是農村的學校幾乎沒有英語課。

由于學生們的英語基礎差異比較大，老師對學生的英語進行了摸底考試，根據分數分成快班和慢班。好像當時能把26個英語字母寫全的就可以分到快班，可見當時大家的英語基礎有多弱。這一點很讓人感慨，兒童時期是學習語言的最佳時期，錯過了這一時期，再想學好得付出好幾倍的努力才行。從大學到工作，我一生中都在不斷學習，而花在英語上的精力應該是最大的了。

無愧于時代的一代人

蚌埠醫學院是1958年由上海第二醫學院（現在的交大醫學院）一批專家援建而成立的，雖然是一所普通的地方院校，卻有著很好的傳統和學習氛圍。當年給我們上課的許多主講老師都是從上海過來的專家。

我清楚地記得在上病理課時，老師指著一顆肥大的心臟（高血壓病所致）標本告訴同學們，這個心臟是蚌醫首任院長謝炘教授捐獻的，他為蚌醫的建設和發展嘔心瀝血、奉獻一生，百年后仍作為無語良師，激勵和教誨著一代又一代的學子們。這番話給我帶來的震撼至今仍讓我心情不能平靜，我對醫學和生命的敬畏感也從那一刻而滋長。我相信，作為一個地方院校，蚌醫的畢業生里誕生了四位院士并不是偶然的。

雖然學了醫，但我真正直接參與病人的診治工作是在大學最后一年做實習醫生的時候。我實習的醫院是阜陽市人民醫院。阜陽市地處安徽西北，相對比較偏僻，不少大城市已經見不到的疾病在那里還會時常看到，這對我們而言是一個很好的鍛煉機會。記得當時那里發生了小規模的流行性出血熱，一旦進入晚期就很兇險，早期診斷和干預非常重要。當時，遇到發熱病人，尤其是從農村來的，我們都會很仔細地在病人皮膚上尋找有沒有針尖狀的出血點。如果找到出血點，再結合其他征兆而作出早期診斷，就可能挽救病人的生命，這讓大家都很有成就感。當時還有一件事也滿足了我做醫生的成就感：在兒科實習時，先后有兩例被上級醫生當作普通疾病收進病房的患兒，在經過檢查和詢問病史后，被我診斷出狂犬病，然后轉到了傳染病專科醫院。雖然在教科書上學過狂犬病人會出現怕水流聲和驚恐等癥狀，但只有在你真正接觸病人時才會將這些癥狀真切地刻印在腦海中。

很多人問我，畢業后為什么從事基礎研究而沒去當醫生。這是有偶然性因素的。當年政策要求必須具有兩年的臨床工作經驗才可以報考臨床醫學的研究生。為了不耽誤學習時間，1982年大學畢業當年我報考了南通醫學院的神經生理學研究生，從此走上了基礎研究的道路。當時能招收研究生的單位和導師非常少，我們那屆全校只招收了兩個研究生。

我的導師莊堅教授是將我帶入腦科學研究的領路人，他是老同濟大學的畢業生，做過蔡翹（我國生理學奠基人）的學生。我是他帶的第一個研究生。當時他已經50多歲了，他的身上有著老一代知識分子的特征：嚴謹、執著、富有理想。由于他那個時代的學者經歷了各種運動和“文革”，大都沒有條件在科研上進行深入的研究，也正因為如此，他對我們這些學生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在我以后的學術生涯里，他一直給予我極大的關心、支持和激勵。每當我取得一點成就，感覺他比我自己還要高興。

當選院士后，母校及很多同學都對我表示祝賀，并表示對我取得的成就引以為傲。但我認為，我那些做醫生的同學們對社會的貢獻要比自己大得多，他們大多在基層醫院臨床一線默默地辛勤工作，解除了無數病人的痛苦，也挽救了無數個貧病交加家庭的病人，幫助他們走出絕境！

我們這代人豐富曲折的經歷，熔煉出我們高度的事業心、社會責任感和奉獻精神。2004年發生的轟動全國的“大頭娃娃”事件就是我的同班同學劉曉林最初發現和找媒體披露的。她是阜陽市人民醫院的一名普通兒科醫生，2003年她注意到了營養不良患兒的增加，職業的敏感性讓她感到這是一種不尋常的現象。經詢問，這些嬰幼兒大都是父母外出打工、由爺爺奶奶人工喂養的嬰兒。劉醫生就想到了會不會是奶粉的問題，但當時沒有哪個部門愿意管這事，最后她自己出錢找單位對這些奶粉進行化驗，結果發現了令人吃驚的蛋白含量極低的“空殼奶粉”。為拯救更多的兒童，她頂住壓力揭開了全國范圍的劣質奶粉的黑幕，如三鹿奶粉事件。劉曉林看起來就是一個普通的醫生，但她對社會的貢獻是不凡的。她的認真、熱心腸和愛研究愛琢磨的勁兒是這一代人的共同氣質，她以一己之力勇揭毒奶粉黑幕，所展現的也是這一代人無怨無悔地追求真善美的精神風貌和勇于擔當的社會責任感。

歷史的走向改變了一代人的命運，也鍛造了一代人的品格，而這一代人所凝練的氣質，如同夜空中閃亮的繁星，照亮人們的靈魂。

（本報記者崔雪芹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