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即將揭曉，在此之前，我國科技領域的這個最高獎勵已連續頒發17屆，其中有27人獲得該獎項中最有分量的最高科學技術獎。從第一屆的獲獎者吳文俊和袁隆平，到上一屆的獲獎者趙忠賢和屠呦呦，作為我國萬千科技工作者中的杰出代表，這27人詮釋了中國科技發展的廣度、中國科研精神的高度。他們的科學貢獻有目共睹，他們在科研工作中體現出的精神和品格同樣值得大書特書。

風骨堅勁

如果問你，這些科學大家最打動你的是什么？家國情懷、愛國報國的赤子之心以及為此的無私付出，可能是很多人的選擇。

27位最高獎獲獎者均出生于新中國成立前，國家的貧弱、人民的疾苦，他們有切身體會。在那艱難困苦的歲月里，他們把自己的命運和國家、人民的命運聯系在一起。師昌緒、葉篤正、徐光憲、吳良鏞、謝家麟、鄭哲敏、張存浩、程開甲……27位獲獎者中的絕大多數早年都曾求學海外，本有機會留在國外并得到更好的物質回報和發展機會，但他們都選擇了回國。正如師昌緒所說：“我們這一代人在被列強欺凌的舊社會長大，留學后沖破一切阻礙回國，一干就是幾十年無怨無悔，就是抱著一個強國的夢想。”

那些曲折動人的歸國故事我們已聽過很多，不必贅言。他們為國請命、百折不撓的風骨，一言一行皆可見。為我國核武器事業而隱姓埋名的于敏，在1984年冬天又一次來到西北高原試驗場進行核武器試驗。在這片曾多次踏入的苦寒之地，他想起諸葛亮的矢志不渝，六出祁山，于是高聲朗誦《后出師表》：“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種場面，怎能不令人動容。

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從國外購進一臺超級計算機，但由兩位外國專家監督使用，干什么、不干什么都得經他們同意，這深深地刺痛了搞計算機研究的金怡濂。“我們深感自己沒能為國分憂……下決心自己開發，要讓我們的計算機在國際上有一席之地。”最終，他主持研制的“神威”計算機讓中國在國際上揚了神威。

這些科學大家在做選擇時很簡單，只要國家需要，就不會有第二選擇。從研究合成石油，到火箭推進劑及發動機，再到高能化學激光，張存浩一次又一次改行。有人不解，但他很堅定：“這是國家戰略需要的前沿課題，不能講價錢。”同樣，徐光憲也曾四次改變科研方向，從量子化學到絡合物化學、核燃料萃取、稀土分離，最后又回到量子化學。為何如此？他說，科學研究應該時刻關注國家的需要。正如他當年執意回國時所說，“科學沒有國界，但科學家有自己的祖國”。

他們為國爭氣，從不退縮。王忠誠經常對學生說：“拿起手術刀，在世界神經外科的狀元榜上，不斷刻上‘中國’這兩個字！”屠呦呦為盡快研制出青蒿素以解決瘧疾之憂，以身試藥。王小謨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堅持研制國產預警機，使中國預警機有了個外號——“爭氣機”。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他們正是如此實踐，把國與民扛在肩頭。葉篤正說，學成后最擔心的就是報國無門。袁隆平說，與大地貼得更近，看天空才會更遠。王選說，一個人如果把自己的工作和國家的前途命運聯系在一起，很有可能創造出更大的價值。王永志說，這輩子其實只想說一句話：能參與國家和民族幾件大事是我的榮耀。

不失本色

作為科學家，27位獲獎者從未失去本色，求真求實，讓科學研究保持著那份質樸和神圣。

他們堅持真理，讓科學保持純粹。有一次，程開甲設計的核試驗測試方法遭到一位副司令員反對，有人勸其屈服。程開甲說：“我不管他是不是副司令員，我只看他講不講科學。”

他們心無旁騖，為科學甘愿坐冷板凳。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物理學界在通過銅氧化物超導體探索高溫超導機理的研究上遇到瓶頸，很多人轉投其他領域，但趙忠賢堅持不放棄，相信超導還會有突破。多年堅守，他的科研人生迎來另一個高峰。

他們始終如一，對科學愛得深沉。吳良鏞85歲時在南京某博物館工地視察時突發腦梗，很多人以為其建筑生涯至此畫上句號，但他在醫院進行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康復治療。“別人一天練4個小時，我就練8個小時，我告訴自己，必須盡早站起來，回到我熱愛的建筑領域。”

他們熱愛科學，所以絕不涂抹、玷污她。晚年的黃昆經常收到學術會議的邀請，都一一拒絕。他認為，學科發展這么快，去了以后說和不說都不好。不說，你架子大；說了，又怕說錯話。鄭哲敏一生堅持做科研要實在，晚年所獲榮譽愈多卻愈惶恐，他擔心年紀大了，怕做不出更多實實在在的事，“像欠著什么，還不清了似的”。謝家麟的學術秘書看到其在指導學生論文時做了大量工作，有時把謝家麟的名字放在作者之列，但謝家麟堅決要求劃去，他討厭學術界“搭便車”的陋習。

甘為人后

他們不服老，上下求索，閑不下來。劉東生被人稱為“超級老頭”，78歲親臨南極、北極和青藏高原進行實地考察，88歲高齡仍親赴羅布泊考察。吳孟超90多歲仍站在手術臺旁，只要不出差，每周都要上臺做手術，“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倒下，就讓我倒在手術室里。”李振聲80多歲仍到田間地頭看小麥，組織實施“渤海糧倉”項目，向鹽堿地要糧。閔恩澤80多歲時“還想再干點事”，要將最高科技獎的獎金用于“中國石化發展戰略性、前瞻性、基礎性的課題，也就是明天、后天需要開展研究的課題”。吳征鎰是平足，野外考察時經常摔跤，但花甲之年兩次進藏，爬上喜馬拉雅山北坡，自嘲“摔跤還能發現新物種”。

“真正優秀的科學家應該既是充滿自信的，又是高度謙遜的。”這是吳文俊的話，這是他和那些科學家們的寫照，他們為國奉獻時敢為人先，了卻天下事后甘為人后，淡泊以明志。

谷超豪先后涉足微分幾何、偏微分方程和數學物理等領域，除了應國家之所需，還有一個原因是為后人開路。他的學生洪家興院士說：“他帶著大家探索、開路，而等找到了一條通往金礦之路后，他就把金礦讓給跟隨他的年輕人去繼續挖掘，自己則帶著另一批年輕人去尋找另一個金礦。”

王振義榮獲被譽為世界腫瘤研究“諾貝爾獎”的凱特林癌癥醫學獎不久，辭去上海血研所所長的職務。他說，人生就像拋物線，人的體力、創造力達到某個高度后就不可避免地要進入下降趨勢，要讓更有能力的人來干。“我最樂意看到的，是血研所能不斷挑戰新的高度。至于我個人，退下來后也不會閑著，我會當好顧問，當好士兵。”

給后人開路、讓路，對前人更不能忘恩。劉東生獲泰勒環境獎后，特意拜訪其當年在西南聯大時的老師王恒升。“那年父親101歲了，腦子也不大清楚。劉先生還是執弟子禮，畢恭畢敬地把證書展開，捧給父親看，鞠躬感謝業師的培育之恩。”王恒升的女兒王瑩棣感慨，“如此人品風范，怎能不讓人敬佩。”

他們是碩儒、是大家，卻俯首甘為孺子牛。在“嫦娥一號”工程中，總指揮欒恩杰、總設計師孫家棟、月球應用科學首席科學家歐陽自遠被稱為“鐵三角”。在這個團隊里，孫家棟把所有的工程技術難題都攬在身，甘為人梯。他對歐陽自遠說：“我是給你打工的，我的責任是把你的眼睛和手，延伸到月球。”

由于在各領域的開拓性、奠基性的貢獻，這些科學大家經常被人稱作“某某之父”，比如孫家棟被稱作我國“衛星之父”，于敏被稱作我國“氫彈之父”，王小謨被稱作“中國預警機之父”等。但他們本人從未以此自居，相反，對社會上給予的這種稱呼感到不安。“我一看到這種報道，就想寫信給作者，讓他們改過來。”孫家棟說。

無論通向科學山峰還將經歷多少艱辛，一代代中國科技工作者都不斷努力攀登，追求屬于我們中國人的科學夢想和榮光。老一輩科學家那些令人景仰的精神與品格，也將繼續傳承下去，點亮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之路。

（本報記者 陳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