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溫才妃
年末，各高校又迎來緊張而繁忙的職稱評審。日前，《中國科學報》重點關注了教師職稱評審下放高校的相關話題，其中“高校評職稱須海外訪學經歷”這一要求在科學網上引來了網友熱議。
在相關報道的評論中，有網友表示：“學校以評職稱為要挾，來逼迫大家訪學。這等于是無海外訪學一票否決啊！除了人為設置障礙，浪費教師寶貴的精力、時間，浪費國家大量資金外，毫無益處。”更有網友反映，“單位（職稱評定）直接取消了學術方面的要求，還美其名曰‘創新’。”
為此，記者采訪了多位高校教師，他們中多數人表示，評職稱要求海外訪學經歷的規定應當取消。那么，現在是否到了取消這一規定的時候了呢？
“妻離子散”的一年
這些年，國內某大學副教授張彬成果豐碩。然而，一條學校的規定“評職稱須海外訪學一年”的要求，卻使他陷入了兩難。一方面，評職稱卡在訪學經歷上，另一方面，上有老下有小，家里離不開他。
“大家私底下把海外訪學一年的要求，形容為‘妻離子散’。”張彬說。拖家帶口海外訪學在張彬身上并不現實，學校提供的經費原本就“緊巴巴”，還要自己“貼點兒”，況且孩子尚幼，妻子是中學教師，不大可能和他來一場“說辭就辭的旅行”。
對于學校評職稱要求的海外訪學經歷，上海某“985工程”高校副教授王艷也表示不認同。她的理由很實在，在國內不僅有課題要做，偶爾帶一帶培訓，收入可觀。然而，一旦出國訪學，學校只提供基本工資，“收入上大打折扣”。
事實上，高校評職稱只看重教師是否有海外訪學經歷，并不在乎教師個人能力是否提高，也不對訪學成果做要求。于是，訪學者就出現了兩類：一類是拖家帶口去國外旅行，一類是矢志科研認為出國一年意猶未盡。
前者在一些高校出現了這樣的現象，教師們拖家帶口扎堆往美國、澳大利亞等教育水平高且生活水平相對能接受的國家，而愿意去歐洲高消費國家的教師則占少數。
張彬在中科院的同學則屬于后者。出國兩年半，回國后成果豐碩，他私下和張彬交流：“至少出國兩年，才會有實質性的合作或成果。”而這名“學霸”之所以能待兩年半之久，前提是未婚。
然而，政策上的“一刀切”卻使得無論文理工科的教師都陷入了海外訪學的各種窘境。
何以成為“硬杠杠”
讓人費解的是，在教育國際化的今天，教師出國訪學已是一件平常事。為什么高校要在職稱評審中強調海外訪學經歷，并在事實上將它作為評職稱的“硬杠杠”呢？
“很多地方院校為了學科點的發展，‘逼’著老師們出國。”張彬曾經參與過學科評估材料申報、學科點申報工作，表格里明確要求填寫是否有出國經歷。如果比例不夠，申報就不會成功。
對于張彬所反映的情況，西南交通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大學國際化評價研究中心主任閆月勤表示“的確存在”。
實際上，在她所做的國際化評估中也有同樣的觀測點——要求教師有一年的海外留學經歷，盡管高校不會因為他們所作的評估派教師出國，但“學科點是學校、教師的立身之本，為了保留學位點、完成學科評估，管理部門不會輕易放棄用職稱評審驅動教師出國的邏輯，這也是當下高校的無奈之舉”。
這一“缺乏高度”的做法，甚至被不少人質疑為，是為了解決一個“過時”的問題。
的確在一段特殊歷史時期，我國高校招聘的大學教師沒有海外留學、交流背景。如今，他們大多40歲左右，俗稱“土博”教師，外語閱讀能力、寫作能力尚可，但與國際人士交流能力欠缺，工作至今尚無海外訪學經歷。
同濟大學發展規劃研究中心副研究員、上海高校智庫管理與研究中心研究員樊秀娣指出，如今這一問題基本已不存在。隨著教師隊伍門檻的提高，越來越多高校傾向于招聘“海歸”，教師有海外留學背景成為入職的一大條件。科技也在改變傳統的學術研究方式，發達的通訊技術使得接收國外最新研究信息以分秒計算，沒出國的教師也不是閉目塞聽的群體。
“為了評職稱去訪學是特殊歷史時期的特殊辦法。隨著1977級、1978級老教師退休，教師隊伍中‘海歸’逐漸占主體，這項政策的生命力最多再持續四五年，就沒有必要了。未來高校逐漸向世界一流大學靠攏，不光是招聘‘海歸’進入教學單位，有可能在全球范圍內招聘教授，也不再是為了評職稱出國一年，而是純粹為了科研、教學的需要。”閆月勤說。
以成果論職稱當呼吁
“仔細琢磨，針對40歲及以上年齡層教師制定這樣的要求并無道理，因為評職稱對于他們而言，只需要學術水平在本專業領域達到相應的高度，如果該專業并不需要太多海外交流，憑什么用海外經歷卡死他的上升通道呢？”樊秀娣質疑。
在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尤小立看來，起碼本土化很強的學科，如中國歷史、中國哲學、中文等教師并不一定非要有這樣的要求。
“職稱代表了教師的學術水平，與教師是否有海外經歷并沒有正相關的關系。”采訪中，多位受訪者表達了這一觀點。而海外訪學后，大部分人并沒有成果產出，高校的投入與產出明顯不成正比。
“評職稱關鍵還是看學術上的能力和水平。回到這一點，教師們自然而然會去加強國際交流，因為通過國際交流的途徑才可能走在學科的最前沿。”樊秀娣的這一觀點，也代表了很多教師的心聲。
那么，呼吁在職稱評審中取消海外經歷，就不能只是一撤了之了。
尤小立認為，在職稱評審中，所有的經歷都要有所淡化，包括拿了多少國家課題、獲得了什么級別獎項、有什么樣的海外經歷。他贊成復旦大學執行的代表作制度，“最有說服力的就是5篇代表作，交給同行評議，以成果的學術價值定職稱”。
他指出，如今高校存在拿課題靠走關系等不公平現象，引發了一些爭議，導致優秀學者退出大學、科研機構，這無疑是人才流失。一些學者成為了“科研老板”，讓博士生、碩士生替自己干活，把科研當作“經營”，導致自身科研水平無法保證。
“根本的解決辦法在于，簡化職稱評審標準。簡化之后，不僅更容易操作，而且搞貓膩的機會也少一些。同行評議因執行的是匿名評審，把評議結果向被評審者公開，至少是小范圍內公開，彼此之間也無怨言。”尤小立說。
粗放型管理須改變
如前文所言，有專家建議海外訪學要看成果，教師們又反映成果沒有兩三年出不來，而現在評職稱要求海外訪學的經歷是一年，一年對于教師們而言已是“離家已久”。那么，產生這一系列連環的矛盾說明了什么？又該如何解決？
“說明了現在的政策沒有理解大學的教育理念，高校改革并不關心內容，做了一件事就認定為是改革，不管其結果怎樣，讓底下人自己‘消化’。”尤小立說。
在這樣心態下，“我們看到了國際化的重要，也采取了應對措施，但管理部門的措施太過粗放。”閆月勤指出，教師出國一年，剛剛融入團隊，開始共同的研究，尚未深入，在政策的要求下就必須回來，而回來之后高校后續政策沒跟上，易使得教師研究就此中斷。
她進一步指出，如今高校的后期政策都是“一刀切”，正常的途徑應是教師出國之前就有規劃，帶著目標、任務去訪學，回國后高校有相應的評價機制，考察教師在外的計劃是否完成。而一些教師在國外訪學正做得方興未艾之時，無論是國家，還是學校層面都要有后續政策，經過評估發現支持點，讓他們繼續留在國外深造或用其他方式幫助他們的研究“發育結果”，從而讓學校獲得最大效益。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也要防止部分抱著旅游心態的教師把計劃定得過低。閆月勤建議，高校須制定科學的機制，總結每年的經驗，把管理做得更科學細化。“學院、教研室了解這名即將海外訪學的教師的研究水平，教授委員會可以據此提出一個適當的工作量。對不同學術資歷的人提出不同要求，能挑戰更高的學術目標更好，挑戰不了也要完成基本要求。”
除此之外，閆月勤還呼吁，海外訪學在形式上要實現多樣化。通過中外合作辦學項目，讓教師出國做真實的科研；通過孔子學院，讓教師輪流去教學。用實實在在的科研與教學機會促進國際交流，教師在國外繼續從事科研或教學，收入上可以保障，對生活上的沖擊也更小。
樊秀娣補充，隨著國力強大、科研水平提升，未來的國際合作經歷當是平等的對話與溝通，不光是我們走出去，還要把國外的“大牛”請進來，用他們國際化的視野輻射實驗室乃至學科、學校。如此，才能真正地把國際交流帶來的效益擴大。
《中國科學報》 (2017-11-28 第5版 大學周刊)
中國-博士人才網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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