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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經歷 職稱評審“硬杠杠”?

時間:2017-11-29來1源:未知 作者:91boshi
記者 溫才妃
 
年末,各高校又迎來緊張而繁忙的職稱評審。日前,《中國科學報》重點關注了教師職稱評審下放高校的相關話題,其中“高校評職稱須海外訪學經歷”這一要求在科學網上引來了網友熱議。
 
在相關報道的評論中,有網友表示:“學校以評職稱為要挾,來逼迫大家訪學。這等于是無海外訪學一票否決啊!除了人為設置障礙,浪費教師寶貴的精力、時間,浪費國家大量資金外,毫無益處。”更有網友反映,“單位(職稱評定)直接取消了學術方面的要求,還美其名曰‘創新’。”
 
為此,記者采訪了多位高校教師,他們中多數人表示,評職稱要求海外訪學經歷的規定應當取消。那么,現在是否到了取消這一規定的時候了呢?
 
“妻離子散”的一年
 
這些年,國內某大學副教授張彬成果豐碩。然而,一條學校的規定“評職稱須海外訪學一年”的要求,卻使他陷入了兩難。一方面,評職稱卡在訪學經歷上,另一方面,上有老下有小,家里離不開他。
 
“大家私底下把海外訪學一年的要求,形容為‘妻離子散’。”張彬說。拖家帶口海外訪學在張彬身上并不現實,學校提供的經費原本就“緊巴巴”,還要自己“貼點兒”,況且孩子尚幼,妻子是中學教師,不大可能和他來一場“說辭就辭的旅行”。
 
對于學校評職稱要求的海外訪學經歷,上海某“985工程”高校副教授王艷也表示不認同。她的理由很實在,在國內不僅有課題要做,偶爾帶一帶培訓,收入可觀。然而,一旦出國訪學,學校只提供基本工資,“收入上大打折扣”。
 
事實上,高校評職稱只看重教師是否有海外訪學經歷,并不在乎教師個人能力是否提高,也不對訪學成果做要求。于是,訪學者就出現了兩類:一類是拖家帶口去國外旅行,一類是矢志科研認為出國一年意猶未盡。
 
前者在一些高校出現了這樣的現象,教師們拖家帶口扎堆往美國、澳大利亞等教育水平高且生活水平相對能接受的國家,而愿意去歐洲高消費國家的教師則占少數。
 
張彬在中科院的同學則屬于后者。出國兩年半,回國后成果豐碩,他私下和張彬交流:“至少出國兩年,才會有實質性的合作或成果。”而這名“學霸”之所以能待兩年半之久,前提是未婚。
 
然而,政策上的“一刀切”卻使得無論文理工科的教師都陷入了海外訪學的各種窘境。
 
何以成為“硬杠杠”
 
讓人費解的是,在教育國際化的今天,教師出國訪學已是一件平常事。為什么高校要在職稱評審中強調海外訪學經歷,并在事實上將它作為評職稱的“硬杠杠”呢?
 
“很多地方院校為了學科點的發展,‘逼’著老師們出國。”張彬曾經參與過學科評估材料申報、學科點申報工作,表格里明確要求填寫是否有出國經歷。如果比例不夠,申報就不會成功。
 
對于張彬所反映的情況,西南交通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大學國際化評價研究中心主任閆月勤表示“的確存在”。
 
實際上,在她所做的國際化評估中也有同樣的觀測點——要求教師有一年的海外留學經歷,盡管高校不會因為他們所作的評估派教師出國,但“學科點是學校、教師的立身之本,為了保留學位點、完成學科評估,管理部門不會輕易放棄用職稱評審驅動教師出國的邏輯,這也是當下高校的無奈之舉”。
 
這一“缺乏高度”的做法,甚至被不少人質疑為,是為了解決一個“過時”的問題。
 
的確在一段特殊歷史時期,我國高校招聘的大學教師沒有海外留學、交流背景。如今,他們大多40歲左右,俗稱“土博”教師,外語閱讀能力、寫作能力尚可,但與國際人士交流能力欠缺,工作至今尚無海外訪學經歷。
 
同濟大學發展規劃研究中心副研究員、上海高校智庫管理與研究中心研究員樊秀娣指出,如今這一問題基本已不存在。隨著教師隊伍門檻的提高,越來越多高校傾向于招聘“海歸”,教師有海外留學背景成為入職的一大條件。科技也在改變傳統的學術研究方式,發達的通訊技術使得接收國外最新研究信息以分秒計算,沒出國的教師也不是閉目塞聽的群體。
 
“為了評職稱去訪學是特殊歷史時期的特殊辦法。隨著1977級、1978級老教師退休,教師隊伍中‘海歸’逐漸占主體,這項政策的生命力最多再持續四五年,就沒有必要了。未來高校逐漸向世界一流大學靠攏,不光是招聘‘海歸’進入教學單位,有可能在全球范圍內招聘教授,也不再是為了評職稱出國一年,而是純粹為了科研、教學的需要。”閆月勤說。
 
以成果論職稱當呼吁
 
“仔細琢磨,針對40歲及以上年齡層教師制定這樣的要求并無道理,因為評職稱對于他們而言,只需要學術水平在本專業領域達到相應的高度,如果該專業并不需要太多海外交流,憑什么用海外經歷卡死他的上升通道呢?”樊秀娣質疑。
 
在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尤小立看來,起碼本土化很強的學科,如中國歷史、中國哲學、中文等教師并不一定非要有這樣的要求。
 
“職稱代表了教師的學術水平,與教師是否有海外經歷并沒有正相關的關系。”采訪中,多位受訪者表達了這一觀點。而海外訪學后,大部分人并沒有成果產出,高校的投入與產出明顯不成正比。
 
“評職稱關鍵還是看學術上的能力和水平。回到這一點,教師們自然而然會去加強國際交流,因為通過國際交流的途徑才可能走在學科的最前沿。”樊秀娣的這一觀點,也代表了很多教師的心聲。
 
那么,呼吁在職稱評審中取消海外經歷,就不能只是一撤了之了。
 
尤小立認為,在職稱評審中,所有的經歷都要有所淡化,包括拿了多少國家課題、獲得了什么級別獎項、有什么樣的海外經歷。他贊成復旦大學執行的代表作制度,“最有說服力的就是5篇代表作,交給同行評議,以成果的學術價值定職稱”。
 
他指出,如今高校存在拿課題靠走關系等不公平現象,引發了一些爭議,導致優秀學者退出大學、科研機構,這無疑是人才流失。一些學者成為了“科研老板”,讓博士生、碩士生替自己干活,把科研當作“經營”,導致自身科研水平無法保證。
 
“根本的解決辦法在于,簡化職稱評審標準。簡化之后,不僅更容易操作,而且搞貓膩的機會也少一些。同行評議因執行的是匿名評審,把評議結果向被評審者公開,至少是小范圍內公開,彼此之間也無怨言。”尤小立說。
 
粗放型管理須改變
 
如前文所言,有專家建議海外訪學要看成果,教師們又反映成果沒有兩三年出不來,而現在評職稱要求海外訪學的經歷是一年,一年對于教師們而言已是“離家已久”。那么,產生這一系列連環的矛盾說明了什么?又該如何解決?
 
“說明了現在的政策沒有理解大學的教育理念,高校改革并不關心內容,做了一件事就認定為是改革,不管其結果怎樣,讓底下人自己‘消化’。”尤小立說。
 
在這樣心態下,“我們看到了國際化的重要,也采取了應對措施,但管理部門的措施太過粗放。”閆月勤指出,教師出國一年,剛剛融入團隊,開始共同的研究,尚未深入,在政策的要求下就必須回來,而回來之后高校后續政策沒跟上,易使得教師研究就此中斷。
 
她進一步指出,如今高校的后期政策都是“一刀切”,正常的途徑應是教師出國之前就有規劃,帶著目標、任務去訪學,回國后高校有相應的評價機制,考察教師在外的計劃是否完成。而一些教師在國外訪學正做得方興未艾之時,無論是國家,還是學校層面都要有后續政策,經過評估發現支持點,讓他們繼續留在國外深造或用其他方式幫助他們的研究“發育結果”,從而讓學校獲得最大效益。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也要防止部分抱著旅游心態的教師把計劃定得過低。閆月勤建議,高校須制定科學的機制,總結每年的經驗,把管理做得更科學細化。“學院、教研室了解這名即將海外訪學的教師的研究水平,教授委員會可以據此提出一個適當的工作量。對不同學術資歷的人提出不同要求,能挑戰更高的學術目標更好,挑戰不了也要完成基本要求。”
 
除此之外,閆月勤還呼吁,海外訪學在形式上要實現多樣化。通過中外合作辦學項目,讓教師出國做真實的科研;通過孔子學院,讓教師輪流去教學。用實實在在的科研與教學機會促進國際交流,教師在國外繼續從事科研或教學,收入上可以保障,對生活上的沖擊也更小。
 
樊秀娣補充,隨著國力強大、科研水平提升,未來的國際合作經歷當是平等的對話與溝通,不光是我們走出去,還要把國外的“大牛”請進來,用他們國際化的視野輻射實驗室乃至學科、學校。如此,才能真正地把國際交流帶來的效益擴大。
 
《中國科學報》 (2017-11-28 第5版 大學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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