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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溫才妃

國內評職稱最大的問題是，有些人有專業的職稱，卻沒有專業的人格，給關系好的人寫好評，而不是根據事實作客觀中立的判斷。公開由誰評、拿出來比較才有客觀公正性。

對于絕大部分中國高校教師而言，職稱評審四個字既是關鍵詞，又是敏感詞。任何一點政策上的“風吹草動”都撩撥著他們的神經。

國內某“211工程”高校教師李翔對此就深有體會。“一會兒要求項目，一會兒要求獲獎，一會兒要看頭銜，一會兒又有出國要求……”談起職稱評審，他連連搖頭。

以出國要求為例，他一部分同事出國、出境的目的“很單純”——出外兜一圈，回來應對學校評職稱的要求。這就不免讓包括李翔在內的同事質疑，“教師沒有在國外、港臺地區發表文章，像這樣為了評職稱而出國還有意義嗎？”

而更加讓人倒吸一口冷氣的是，制定出這樣政策的不是省、市人事部門，而是高校本身。

日前，廣東省出臺政策將高校教師職稱評審權直接下放至高校。早于廣東，江蘇省于一個月前下放了所有本科院校職稱評審權，湖北省也在5月底放出將下放本科院校職稱評審權的信號。人們似乎從中看到了打破“外行評價內行”的曙光。

然而，像李翔所在的“211工程”高校，早于政策多年前就已經實現了職稱評審的自主化。可人們所期待解決的“外行評價內行”問題，并沒有因為職稱評審自主化而得到解決。

那么，我們不禁要問，大面積地把職稱評審權下放給高校，面臨哪些存在已久的老問題和冒出來的新問題？對此我們又該如何解決呢？

外行依舊領導內行

像李翔提到的衡量標準復雜化，在很多高校已不是新問題了。

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尤小立也指出了一種情況，職稱評審看科研，本是無可厚非。然而，一些高校的科研指標愛拿國家項目、省級項目說事兒。

有些教師雖然拿到了國家項目、省級項目，獲得了大量經費支持，但最后做出來的成果卻是有限的；相反，有些教師雖然沒有拿到這些項目，但最后也做出了不錯的成果。“二者比較，一分錢沒拿的人更值得認可。然而在職稱評審上，后者卻往往卡在不符合‘參與國家項目、省級項目’等要求而上不去。”尤小立說道。

他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現在的職稱評審太過復雜。“事實上，越是復雜越是不公平，越容易出現隨意因為一個‘條件’把人拉下馬，或因為一個‘條件’就升上去的情況。”過去省里、市里評審看的是論文數量、獲獎情況，現在學校評審依然不看成果而看獲獎、項目、學位等外在的因素，無疑也是一種外行領導內行的行為。

之所以在原本被視作“內行”的高校，出現如此“外行”的行為，則是因為職稱評審權力下放得并不到位。

“能否以專業的標準對教師進行評價，是目前存在的最大的問題。”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告訴記者，現在高校職稱評審一般分為小評委和大評委，小評委是某一專業內的專家，大評委則是院里甚至更大范圍內的專家。然而，現在大評委遇到這樣一個問題——比如，同是教育學院，內部卻有眾多專業領域，參評者的研究在某個小領域內是否走在前沿，其他領域的專家沒法判斷。

一個院系尚且如此，上升到整個學校層面更是隔行如隔山。杭州師范大學認知與腦疾病研究中心教授臧玉峰表示，把職稱評審的權力交到學校層面，不同專業的專家無法評審，因此，數文章、看獲獎等傳統評職稱的手段又重現。像這樣不到位的權力下放，職稱評審權交給學校或是交給省里區別并不太大。

尚未定義的師德

今年4月，教育部等5部門聯合印發了《關于深化高等教育領域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的若干意見》，強調在評審方法方面，將師德表現作為評聘的首要條件。

當看到這一要求之時，李翔的第一反應是“那是否師德好的人，在評職稱的時候就有優先權？”然而，下一秒他就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但“為什么是師德，而不是學術或其他”？

在儲朝暉看來，把師德放在首位本身就是一種非專業的提法。“用這根棍子可以打下去很多人，讓很多人上不來。”

尤小立也表示贊同。在他看來，把師德作為首要標準同樣缺乏嚴謹性，因為“它怎么說都是正確的”。

怎么去定義師德？師德包括了什么？目前的說法并不清晰。除了國際上相對比較好定義的師德問題，如行賄、受賄、性騷擾、論文抄襲等被告發的行為，一些隱性的小動作因為沒有證據，導致無法判斷。

尤小立指出，當下高校中最明顯的問題是消極怠工，教師只用35%、50%的精力授課，嚴格來說，教學好壞也與師德相關，但是卻無從判斷。“因為道德是個人約束問題，比較難以量化。”

部分省份、高校把師德考核量化，讓學生、專家組打分的行為，在尤小立看來也是不可行的，除了特別差勁的教師，光憑課堂的好壞去斷定其師德高下，太過片面。

臧玉峰補充，遇到學術問題需要通過學術委員會，如果讓學生打分更是行不通。而實際上，高校里的假評審、抄襲論文，只有媒體曝光，但卻一直不公布處理結果，甚至只曝光不處理。這樣的姑息行為也影響了師德的考評。

“對于學術造假一旦出現，不要說進入評職稱的程序，甚至連現有的職位也不能擔任。學術造假也屬于師德范疇，那么，此時就是走程序的前提條件，而不是首要條件。”儲朝暉說。

誰是最合適的人選

那么，評職稱最合適的評委人選是誰？又要摒除哪些誤區，讓職稱評審向專業化靠攏呢？

事實上，國際上已有很好的慣例，那就是同行評議。臧玉峰告訴記者，我國高校評職稱也找同行，但不如國外高校“找得認真，搞得隆重”。

“要實現內行評價內行，最關鍵的是要把權力交給系里。系里知道哪些專家水平高，最后的決定主要根據專家的意見。”臧玉峰說。

在臧玉峰看來，評職稱時請同行專家，國內外專家都應該邀請。他本人也多次收到國外大學的評審材料，這樣的評審，評審專家都是“小同行”，幾乎可以對候選人的每篇論文的質量進行評估，這樣才能真正評價候選人的科研水平。然而，在職稱晉升的評審方面，中國高校的國際化程度似乎還不夠高。

現代大學制度的建立，學術委員會發揮著核心作用。因此，一些人把評職稱寄希望于學術委員會。然而實際上，學術委員會并不是一個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裝。

臧玉峰解釋，學校的學術委員會是一個綜合組織，鑒定教師的水平，評職稱、評晉升并不是它的專長。學術委員會要做的是維護公正。同行評議的結果交到學術委員會，如果有人到學術委員會檢舉，這時候它需要發揮監督作用。

同樣，摒除外行評價內行，還要從根本上改革評價指標。尤小立建議，職稱評審應該采用簡單化原則，比如效仿復旦大學開展的代表作制度，以成果而不是以論文、項目的數量論水平高下，相比過去“數數文章就能評職稱”的做法更科學、更專業。

公開透明是明智之舉

值得關注的是，即使職稱評審權下放，行政權力的干預使得灰色操作的空間依然存在。

“在職稱評審問題上，個別校長、書記的隱形權力甚至可以決定誰上誰下，一些私人恩怨也被牽涉到職稱評審中，越普通的高校，校長、書記能左右的力量越大。”在采訪中，所有的受訪者都表達了同樣的擔憂。

權力如何關在制度的籠子里？儲朝暉認為，這在短期內是很難實現的。前幾年，我國推動現代大學制度建設，建立大學章程，設立學術委員會。然而，學術委員會因為沒有最終的決定權——決定權依然在校領導手中，受行政權力左右，大多淪為形式。

那么，短期內，高校職稱評審亂象又該如何規范？

尤小立認為，機制的公開透明程度還不夠，如果加大公開透明力度，亂象或將有所收斂。

北京大學、四川大學雙聘教授羅志田曾說過，在人才引進、職稱評審時，推薦誰或同意誰要由評委負責任。那么，怎樣監督評委，涉及的就是機制是否公開透明的問題。

尤小立指出，目前，國內高校評職稱時實行無記名投票，在引進人才、評職稱的時候，沒有人需要對被推薦人、參評人負責。雖說高校設有申訴機制，但更多的時候機制是擺設，申訴基本上不會成功。

對此，他建議，同行評議關鍵要落實責任制，學術權威要承擔責任。

儲朝暉對此表示贊同。他建議，應由學術委員會、校職工形成相關機制。它包括了三個步驟：第一，成果核實，公開成果讓眾人可查，在這個過程中，發現、檢舉抄襲者；第二，評委組成，建立相應的回避制度，與參評人有關系的評委應回避；最后，投票公開。公開的過程中，可以分辨出哪些評委是秉公辦事，哪些評委是顧及人情，“評委在履行職能、使用權力的時候也需要公開監督”。

他舉例，香港科技大學找同一領域其他高校的專家評審，校方不僅要求專家須認真寫評語，否則會被取消參評資格，還會公開評審意見讓眾人知曉。

“國內評職稱最大的問題是，有些人有專業的職稱，卻沒有專業的人格，給關系好的人寫好評，而不是根據事實作客觀中立的判斷。”儲朝暉說，“公開由誰評、拿出來比較才有客觀公正性。目前，內地高校實施起來有阻力，但這確實是境外高校評職稱通用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