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今年（2015）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五次會議又通過了《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如此三足鼎立的論述，共同構建中華文明復興的宏偉大廈。而在我看來，整座大廈的根基在“人才”。這里僅從一個人文學者的立場，用十句話，簡要勾勒大學視野里的“人才養育”。

第一，大家都是人才，只是輕重有別。查《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其中提及的人才包羅萬象——“培養造就一批善于治國理政的領導人才，一批經營管理水平高、市場開拓能力強的優秀企業家，一批世界水平的科學家、科技領軍人才、工程師和高水平的哲學社會科學專家、文學家、藝術家、教育家，一大批技藝精湛的高技能人才，一大批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帶頭人，一大批職業化、專業化的高級社會工作人才，充分發揮高層次人才在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才隊伍建設中的引領作用。”比照此面面俱到的論述，顯然，大家都是人才。可聽話聽聲，鑼鼓聽音，眾多計劃中，“創新人才推進計劃”及“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是有實實在在的措施盯著的，那才是高層的真實意圖。說白了，第一，注重經濟建設急需的各行各業人才；第二，偏向于理工科，兼及金融、管理等社會科學；第三，著重從海外引進，這既是價值判斷，也便于管理——你不服氣，誰讓你不在海外，或者提前回來？

第二，“懷才不遇”是常態。有三句古詩，可用來描述人才的精神狀態。極端自信的，有唐代詩人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南陵別兒童入京》），“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將進酒》）；牢騷滿腹的，有唐代詩人孟浩然的“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歲暮歸南山》）；至于打抱不平、呼告天地的，則是清代詩人龔自珍的“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己亥雜詩》）。問題在于，古往今來，讀書人多自認為是“人才”，但居上位者并不這么看。

第三，為什么說“人才難得”。據說1974年12月下旬，毛澤東在長沙與前來匯報四屆人大籌備工作的周恩來、王洪文多次談話，其中稱贊鄧小平“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這話日后在中央為鄧小平平反時多次提及。我的解讀是，第一，中等人才易得，頂尖人才難求；第二，天降人才，未必就能恰好被你發現；第三，為“我”所用，方才是“真人才”——這里的“我”，可理解為領袖、時代、國家等；第四，再好的人才，若無舞臺，就是虎落平陽被犬欺；第五，主政者須盡量出于公心，提供人才揮灑才華的好環境——這里牽涉風氣、制度、機遇等，頗為復雜。

第四，如何選拔人才。無論何時何地，統治者（或曰領袖人物）都知道，“治國”是需要“人才”的。難處在于，真正的人才能否以及如何脫穎而出。這里縮小范圍，不說階級及利益造成的偏見，單是學科分野，就導致鑒定人才的標準千差萬別。同樣講求創新與貢獻，工科最容易鑒別，因有專利發明及成果轉化的等級與數字作證；理科次之，不過，名刊論文或院士頭銜，說起來還是響當當的；社會科學再后退一步，但能為政府決策提供參考，還是頗受領導重視的；最難堪的是人文學，其貢獻與影響力是潛在的，要很長時間才能顯現出來。談論何為難得的人才，引入“學科文化”的視野，明白各學科間趣味及評價標準的巨大差異，才能有的放矢。

第五，人才競爭白熱化。21世紀的競爭，說到底是人才的競爭。如此愈演愈烈的競爭關系，滲透到國家與國家、地區與地區、大學與大學、學科與學科之間。某種意義上，政治人才（如公務員）是本地市場，相對比較容易調控；科教人才（如科學家或人文學者）則是全球市場，若有真本事，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正因此，開不出好價錢的中國西部各大學，在此輪競爭中明顯處于劣勢。不要說出去搶人才，如何想方設法留住自家原本就比較稀薄的人才，就夠所有的校長們頭痛的了。從長遠看，放開管制，有利于知識創新，但如何兼及各地區在教育方面的均衡發展，是個必須直面的難題。

第六，理解不同類型的人才。眼下各大學都使出渾身解數，爭搶高端人才；何謂“高端人才”，常見的描述是“領軍人物”。可實際上，并非所有學科的頂尖人物都在“領軍”。工程技術或某些社會科學，需要大兵團作戰，運籌帷幄，指揮若定，那是大本事。可文史哲及宗教、藝術等領域，情況不是這樣的，那里的第一流學者往往是“獨行俠”，埋頭做自己的研究。你非要他率領千軍萬馬齊上陣，不僅做不到，也做不好。以我淺見，人文領域的創新與突破，大都屬于這些壁立千仞、特立獨行的學者。領著幾百上千人做學問，那只能是整理或匯編，滿足領導“盛世修大典”的虛榮心。“學術組織者”的能力，與“千里走單騎”的膽識，同樣值得尊重。可眼下整個社會的價值判斷，越來越向“組織者”傾斜，見面先問行政級別、手下人馬以及經費數目，這可不是好現象。比起談笑風生的社會活動家來，沉默寡言的大學者更難得。校長的責任，首先是發現，其次是鼓勵與保護——不管他/她愿不愿意或能不能“領軍”。

第七，人文學的崛起更值得期待。中國人在國際學界的發言權，遠低于其在經濟、軍事或政治領域的影響力。說到中國學術的奮起直追，大家主要關注理工科的進展；其實，更值得關切的是中國的人文學及社會科學。有意識形態做“擋箭牌”，某種程度上掩蓋了我們的弱項。我甚至認定，若論與國際學術界的差距，更讓人扼腕的是人文學。當然，你可以“一劍封喉”，說這是政治立場決定的。不過，有一點你不能不承認——中國人文學者的著述，做得最好的，也基本上只在“中國研究”領域被關注；而我們之所以閱讀巴赫金、哈貝馬斯等人的著述，并不意味著要轉行研究俄國或歐洲文化。

第八，質疑“大師饑渴癥”。最近這些年，原清華校長梅貽琦關于“大樓”與“大師”的名言廣為傳播。于是，國人好像突然間得了大師饑渴癥，到處尋找、拼命發掘、制造出許多真假難辨的“大師”來。說句不中聽的，只有在極端封閉且缺乏自信的年代，才需要如此造神。眼看這把虛火越燒越旺，我不得不反其道而行之，斷言大師其實不太重要。我的基本思路是：學術風氣好，不是大師，也能作出一流的成果；學術風氣不好，自以為的或被捧成的“大師”，必然迅速隕落（參見陳平原《“學術”誰來“評價”》，《社會科學論壇》2009年第4期）。

第九，“人才”需要“養育”。由于排名的刺激，各大學都在爭搶“院士”或“大師”，而且制定了具體的指標。其實，應該追問的，不是這所大學擁有多少院士或大師，而是這些院士或大師的成果是在哪里取得的。同樣爭人才，你要的是成果還是虛名？照我看，絕大多數校長要的是人家耀眼的頭銜，而不是潛在的學術能力及貢獻。錢多的話，四處招兵買馬，收集頭銜，是可以拿出靚麗的教職員表的。可集合眾多功成名就者的元老院，缺乏沖鋒陷陣的勇氣與動力。看虛名而不重實學，中國大學的這一風氣，對年輕學者的茁壯成長十分不利。

第十，看好自家人才。以我的觀察，懈怠自家人才，迷信“外來的和尚會念經”，是眼下中國大學的通病。校長的職責，是慧眼識英雄于草莽之中，而不是等人家頭戴桂冠，你才來爭搶。反過來，對于年輕學者來說，若有合適的工作環境，與大學一起成長，是一種很幸福的感覺。請來的“大菩薩”，如果對大學沒有認同感，短期內固然可以給你加分，但不及自己培養出來的人才“貼心”。看準好苗子，提供人家急需的陽光雨露，這就要求校長們記得毛澤東的詩句“風物長宜放眼量”。或者，借用梁斌長篇小說《紅旗譜》里朱老忠的口頭禪“出水才看兩腿泥”——此話當初過目不忘，多年后方曉得出自明萬歷年間收集古今格言諺語的《增廣賢文》：“十個指頭有長短，荷花出水有高低。閉眼難見三春景，出水才看兩腿泥。莫道舉世無知己，有才庸人皆妒嫉。處事何妨真面目，待人總要大肚皮。”在年輕人是期待“知己”，在校長則需要“大肚皮”；而判斷決策的對錯，同樣“出水才看兩腿泥”。引入此古老的民間智慧，或許有助于我們洞察當下中國“人才養育”的戰略得失。

（作者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