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申請造假調查

經過十幾年的持續“高熱”，出國留學人員不僅規模發展到數十萬，而且呈現出低齡化、大眾化的趨勢。留學申請者被打上“中國制造”的統一印記，然后被一批批“出口”到美國、加拿大、歐洲、澳洲。遍布中國各地的中介公司作為這一產業的主謀，不僅利用種種造假手段扭曲了教育的意義，而且制造了學生和家長的囚徒困境。

托作弊的福

親歷托福考試作弊

“保分”，一個“互聯網+”式的作弊產業鏈的暗語。一個寄自“深圳華強北”的山寨“iWatch”能夠把你送上留學美國的道路嗎？你在考場即時接收到的答案又是從怎樣的“關系考場”里發出的？代考就在身邊，他的照片與考生“合體”了。一個隱藏在互聯網幕后的留學考試作弊網絡仍顯得面目不清。

本刊記者/錢煒

零花錢、壓歲錢、書本費、報名費、參加活動的各種費用從進入高中的第二年開始，趙晨宇(化名)不斷地以各種名目從父母那兒要錢。得到的每一筆錢，都讓他朝著父母為他制定的留學美國的目標逼近一步。

趙晨宇沒有揮霍父母給他的錢，而是省吃儉用，悄悄把它們積攢下來。在自己的淘寶賬戶里，他接受了同學的推薦，秘密參加了昂貴的“名師保分”托福考試培訓，而這種“培訓”的內容只有一項——幫助他在托福考試中作弊。

從現在開始算起再過一兩個月，在美國各大國際航空中轉站，就會出現一撥撥三五成群的中國學生的身影，趙晨宇也將躋身其中。這些在網上結成“飛友”的新留學生們背著書包，手里拿著iPad，疲憊而又茫然地游蕩在機場的轉機區，然后將各自分散到遍布美國大城小鎮的大學校園中。

趙晨宇的父母為他在高中最后兩年學業的進步而感到欣喜，他們并不知道，兒子托福超過100分的成績，是花費了不菲的金錢代價得來的。在他即將加入每年幾十萬中國赴美留學大軍的時候，沒有人能夠確認其中還有多少個趙晨宇。

為了揭開趙晨宇獲得“高分”的秘密，也為了將來讓趙晨宇式的中國留學生少一些，《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按照他曾經采用過的方式，體驗了一家淘寶店的“托福保分”服務，并在考場上親身經歷了這個“互聯網+”式的作弊體系。

敲門暗語：“保分”

這是一個隱秘的網絡世界，它的敲門暗語是——“保分”。

39歲的桂淳有十幾年的留學培訓從業經驗，曾經做過新東方廣州分校校長。他向《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介紹，凡是打出“保分”旗號的培訓機構，都難逃作弊的嫌疑。記者在淘寶網上輸入關鍵詞“托福保分”，果然搜出了很多網店。

這些網店里的評論看起來都十分隱晦：

“無敵了，這家是我用過的保分中最牛的一家，之前買的其他家完全不行。”

“ 今天出分了，正所謂貨比三家后才知道哪家最可靠，之前也找過幾家，最后終于在這家把SAT和托福都搞定了！萬分感謝！”

“朋友推薦的，這家絕對的給力、靠譜！聽力閱讀30+29，口語機經全部命中，小作文也命中。考位也是老板辦理的，別家一個星期都報不上，這里一個下午就搞定了！”

而正常的網絡培訓學校的買家留言一般是這樣的：

“顧老師的課講得很不錯，就是這種授課方式還是不大習慣。”

“老師很耐心，很負責，還給出了具體的課下學習計劃。”

“排課很及時，負責任。聽力的劉老師，口語的李老師，寫作的阮老師，閱讀的沈老師，都很給力。”

相比之下，“保分”網店顯示的成交量都在幾十到數百個，而普通網校的成交量大多只有個位數。

在淘寶上，記者隨機選擇了一家“托福保分”店鋪，點擊“旺旺”咨詢，對方通過機器人自動回復了一個QQ號，表示加了QQ才能詳談。-按照賣家的要求轉移到QQ上，記者咨詢店家具體怎么“保分”，對方回答說，“我們提供的是托福獨家超速考中答案”，具體有3000元、8000元、10000元與13000元四種價位的服務。當記者想進一步詢問詳情時，對方表示，“你先把托福考試報名確認信與支付寶的截圖發來，以確認是考生本人，我們才能接著聊。”

由于托福報名人數眾多，報名網站時時處于被刷爆的狀態，所以對一般人而言，通過托福官網報名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為了讓這樁買賣繼續下去，記者只好在淘寶上找到另一家專門代理托福考試報名的店家，果然，在支付了399元的服務費后，店家很快就幫《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報上了名。

在滿足了“托福保分店”的要求后，記者立即收到了對方發來的一個名為“托福百分百保分計劃”的文檔。結合這份“產品說明書”及賣家的解釋，“保分”的實施方法豁然開朗：10000元以上的兩檔服務均使用隱形耳機作弊，這種耳機只有綠豆大小，戴在耳朵里時外觀根本看不出來，而且可防金屬探測儀及防屏蔽信號。考試時，考生戴著這種隱形耳機一邊聽答案，一邊答卷，監考官與攝像頭都看不出來。店家聲稱，答案來自他們安排在海外“關系考場”的高分考手。

使用耳機作弊聽上去很高科技，其實在國內各類考試中的使用已較為普遍。據海南省海口市人民醫院耳鼻喉科醫生符征回憶，他曾在數年前為兩名患者取過掉進耳道深處的隱形耳機。取出來的耳機由金屬制成，體積非常小。當時，他對此感到十分好奇。病人告訴他，這是為了在醫生資格考試中作弊用的。

另外兩款較便宜的“產品”，則是使用微型手機通過短信來傳輸答案。這種防金屬探測、防屏蔽的手機只有打火機大小。不過，這家淘寶店推薦說，他們的客戶大部分都選擇價格更高的耳機，因為它的安全性更好。

記者又在淘寶上找到另外一家“保分店”。這家店同樣避開“旺旺”，而讓記者加QQ號再詳談。在QQ上，賣家表示，他們通過手機短信提供“考中答案”，保證閱讀和聽力兩部分成績能達到55分以上，價格是2500元。托福考試分聽力、閱讀、口試和寫作四部分，每部分滿分30分，整個考試滿分120分。

“聽說還能用耳機，感覺那樣更安全啊！你們有這種服務嗎？”在初步了解了“保分”服務的行情以后，記者試圖通過這家店來驗證上一個賣家的說法。而對方表示，“戴耳機就意味著要同時帶手機、開藍牙。據我所知，即使是全國最好的耳機，接受信號的距離也只有20米，超過20米就斷線了。一句話，耳機沒有手機好！”

對于這番推銷的說辭，記者感到似懂非懂，但仍假裝被對方說服，最終下了訂單。

考場靜悄悄

三天以后，記者等來了一個發自“深圳華強北”的快件。打開包裝，看到紙盒里放著一塊外表粗陋的白色塑料手表和兩根表帶。幾乎讓人不敢相信，這就是能夠把趙晨宇送去美國留學的“秘密武器”。打開手表的后蓋，裝上手機卡，記者發現這只輕薄、簡易的手表狀手機功能十分齊全：彩色觸摸屏，可撥打電話和收發短信，有藍牙，可上網。

然而，問題來了：如何將這個有一個半麻將大小的山寨“iWatch”帶進考場呢？在向賣家咨詢的過程中，對方胸有成竹：“表盤里的金屬含量很少，外面是塑料的，金屬探測儀根本掃不出來。”“隱形手機拿到手后不要安裝表帶，進考場前直接把表盤藏在內褲里，再扎一根金屬頭的皮帶。如果是女生，還可以把手機塞在胸衣里。萬一金屬探測儀響了，就找借口說是金屬皮帶扣或胸衣的原因。”

“其他店家的手機都有90年代的小靈通那么大，我們這個只有麻將大小，在考試時蓋在掌心里偷看短信，是不會被人看見的。”為了讓記者放心，對方還表示，“考生按照我的建議去做，都是安全考完，順利出分的。”

記者依然有些不放心地追問，“如果像機場安檢那樣，考官要求解下皮帶或搜身怎么辦？”賣家回答說：“放心，就算摘下皮帶，老師也不會脫你的褲子，我們就是要抓這個漏洞。以前是把手機藏鞋子里，所以后來進考場都要掃鞋底了，現在唯獨內衣、內褲是最安全的。”

終于等到5月24日托福考試那一天。

這是一個悶熱的周末。北京外國語大學校園里到處都是出國培訓的廣告，考場所在的國際商學院302室是一個能夠容納至多30名學生的帶隔板的計算機房。除了走廊墻壁上張貼著幾張有關考場紀律的告示，這里的環境和任何一所學校的教學樓內部沒有太多區別。

為了掩飾塞在胸衣里的手機，記者穿了一件質地較厚的連衣裙，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來到考場。實際上，正是由于作弊成風，近年來國內托福考場已經大大提高了監管標準：進場時，考生不許攜帶任何隨身物品，連考試時需要用到的紙和筆都由考官統一發放，考試中場休息與結束時要收回。考場還配備了手持式金屬探測儀。淘寶賣家似乎對各地考場的情況了如指掌，他向記者介紹，“北京有極個別考場已經開始像高考一樣，屏蔽手機信號了。”

這場考試一共由三名考官負責監考。考生要先在隔壁備考區登記、拍照。照片會實時錄入進托福機考系統中，最終顯示在成績單上。考位并非像國內高考那樣事先固定，而是由考官現場隨機安排。進考場時，一名穿著七分褲、T恤衫的年輕女監考員手持金屬探測儀，對記者全身上下仔細掃描了一番，正如淘寶賣家所說，這樣的檢查并沒有并沒有探出任何異常，記者順利地身藏隱形手機進入考場。不知道此時，全國有多少考生、在不同的考場里，和記者一樣身藏各種作弊工具參加這場托福考試。

考試從上午9點正式開始。雖然考試進行期間有機會偷看手機，但為了確保安全，記者并未輕舉妄動。中場休息時，記者到洗手間拿出手機，看到從9點07分開始，手機顯示屏陸續收到了13條內容為考試答案的短信。回到考場時，記者再次接受了金屬探測儀的檢查，依然安全過關。

記者在沉悶中消磨了一場四個小時的托福考試時間，只是為了親身體驗考試作弊的各個環節，最終并沒有在電腦上提交考試答卷。

雖然在考場接收到考試答案，但是，是誰、從何處發出的這些信息？他們是如何得以在考試時傳播答案的？對此，店家的服務人員解釋說：“答案是我們派考手去考完閱讀、聽力發出來的，考手都是專業的，都是110分+以上成績的。”和傳說中的利用時差在國外考場傳送答案不同，店家給記者的解釋是，考手就在國內的“關系考場”——“也就是說，考手在考的同時，你們也在考。”

這個隱藏在互聯網幕后的作弊網絡不知道吸引了多少學生參與作弊，又讓多少望子成龍的家長蒙在鼓里。事實上，它仍然顯得如此面目不清。

代考：“人肉作弊法”

在進考場前，一名身穿牛仔布上衣、戴眼鏡的青年男子曾經借用記者手中的身份證塑料封套，記者從他奇怪的舉動中意識到他可能是一名槍手，想用封套遮擋假身份證。進入考場后，卻發現此男就坐在與記者相鄰的考位上。和其他考生相比，他在整場考試過程中，表現得輕松、自如。

考試接近尾聲，眼鏡男率先交卷。記者見此情景，也緊隨其后交卷追了出去。眼鏡男看到記者，便問：“你能考多少分？”

“你已經考了很多次了吧？”記者沒有正面回答，而是反問。

“我每個月都考啊！”眼鏡男神秘一笑。

“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英語老師。”

“你是槍手吧？”記者單刀直入。

“我就知道你也是同行！”說完，眼鏡男似乎找到了“同志”，會心地大笑起來，并試圖與記者進一步交流“業務”。記者這才確定，原來槍手真的就在身邊。

考完試后，記者上線與淘寶店家討論“戰果”，從對方口中得知，這家店每場考試平均有10個“顧客”，包括手機作弊和代考兩種作弊方式。今年全國共有42場托福考試，如此推算，光是這一家公司就有400多人次的作弊。

聽到代考的說法，記者立即假稱自己聽力、寫作沒考好，希望重考時找代考。對方發現還有生意可做，便發送了幾張文檔截圖，來說明代考的操作流程。

價格比較便宜也較普遍的方式，是“關系考點常規代考”。由作弊機構直接代報到指定合作的“關系考場”，然后安排一個和考生長得比較像的槍手代考。進考場拍照時，用的是黑白低像素的攝像頭，拍出來非常模糊，看不清五官，因此可蒙混過關。這一方法代考托福的價格在15000元左右，代考GRE是3萬元左右。按規定，所有價格皆不含報名費、槍手路費與食宿費。

賣家解釋說，為降低風險，他們會根據考生身份證上的照片尋找與其面部輪廓相似的考手，再將考手照片與考生照片合成，生成考手的假身份證照片。賣家還展示了一組4張照片的范例：兩端分別為考生與槍手，中間兩張是合成程度不同的兩張照片。記者發現，合成照片與兩人都非常相似，的確很難區分。

人肉作弊法的第二種途徑是“關系考點本人拍照局域代考”：將考生安排在內部“關系考場”，需要考生本人去考場拍照，并進考場考試。由作弊機構安排一名槍手在同一考場的局域網幫助控制電腦，操作考試。這樣的成績單上是考生本人的真實頭像，但缺點是口語考試部分需考生自己完成。

賣家強調，由于考場上需要全是自己人，安排費用比較高，總體價格在5萬元左右。

最后，最安全也最貴的代考方法，是“關系考點本人拍照換人代考”，考生需要本人去考場拍照，拍完照后離場，由監考老師直接安排一名槍手進場坐在考生的座位上考試。由于這種方式的考場“安頓費”更高，此款服務的報價高達8萬塊錢。

監管：無人應答

在參加此次托福考試前兩天，記者致電管轄考場所在地區的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希望就暗訪托福考場可能引起的“作弊”糾紛在該局事前備案。在記者說明情況后，工作人員分別在海淀分局、考場轄區所屬的萬壽寺派出所、海淀分局高校治安處、海淀分局外宣處等幾個部門之間互相推諉，最終沒有任何一個部門愿意接洽此事。

據了解，目前，按中國法律規定，高考、研究生考試、英語四六級考試等國內考試的題目都屬于國家秘密，如有作弊，涉嫌“故意泄露國家秘密罪”。但對于留學考試的作弊事件，相關部門的態度一直較為模糊。國內偶有立案，也僅以“偽造居民身份證罪”懲處。

美國厚仁教育機構創始人陳航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表示：“考場作弊不違法，但是在美國偽造身份證件，冒用他人身份違法，所以在中國考托福作弊，原則上不觸犯美國法律，托福考試作弊在中國好像也從來沒有被法辦的。”

桂淳解釋說，托福與GRE考試在中國國內設有考點，并由ETS委托中國教育部下屬的教育考試中心來實施，考試的組織經費有限，力量薄弱。指望托福、GRE考試的監管力度能達到高考那樣的水平，恐怕很難。

“中國高考堪稱最嚴格的考試，考場手機信號全屏蔽，女生連帶金屬扣的內衣都不讓穿。今年河南洛陽的高考考場，甚至出動了無人機監考，你能想象托福考場達到這樣的水平嗎？”而SAT原本就是針對美國國內的大學入學考試，在中國連考場都沒有，ETS更沒有動機去針對中國學生做什么改進。

作為托福、GRE考試主辦方，美國教育考試服務中心(ETS)一般只采用“事后追究”的方式處理被舉報的具體作弊案例。據桂淳透露，國內曾有幾百名培訓機構老師寫信給ETS，懇請他們采取積極措施，主動防范考場作弊現象的發生，但都石沉大海，杳無回音。

就在此次暗訪托福考試作弊過程之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致信ETS，告知對方：記者將在5月24日使用購買來的作弊設備嘗試進入設在北京的托福考場。對此，ETS新聞發言人湯姆·尤因(Tom Ewing)在回復中提醒記者，“對任何程度的披露托福考試作弊細節保持慎重”。除此之外，該機構并未表現出對托福作弊產業鏈進行調查的任何意圖。

桂淳表示，希望國家能夠建立專門的法律、法規，打擊留學考試作弊產業。“不然的話，這樣下去，所有的培訓機構為了生存都要被迫參與作弊，最終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局面。”

最近，18歲的趙晨宇一直忙著在網上尋找“飛友”。處于興奮當中的他，沒有時間去設想未來的留學之路將會面臨怎樣的困難，他也暫時忘記了自己花錢買來的托福高分無法保證他在美國的大學里順利完成學業。 留學申請的囚徒困境

中國學生是可以努力做到誠實并獨立完成申請的整個過程的，但是，他們大多數會感到，如果不經中介機構“專業的”幫助，那么，和那些經留學中介“輔導”的同伴相比，自己就會缺乏競爭力。

“在中國有一種普遍的看法：誠實的申請者都是傻瓜。”

本刊記者/錢煒

2009年，私募基金律師孔道理(Terry Crawford)在完成了一筆20億美元的并購大單后從香港回到北京的辦公室。不久，他決定辭職創業。這不是孔道理的第一次創業，早在2007年，他在紐約創辦了一家為出差人士提供機場的士拼車服務的網站Hitchsters，并被《時代》周刊評為當年最值得推薦的50個網站之一。

這一次，孔道理在北京創辦的公司名為初鑒(Initialview)，他最初的計劃是主打招聘面試業務。2010年，在一次與美國佐治亞理工學院負責國際招生的官員交談中，對方說自己收到200多份來自中國大陸的申請材料，卻無法判斷這些材料的真偽。孔道理聽說后，表示自己的公司可以與該大學合作開展招生面試業務，可是對方當時婉拒了這個提議。

到了2011年，佐治亞理工學院來自中國的申請者一下子暴漲到1000多名。單看申請材料，幾乎每一名學生都非常優秀，不選哪一個都覺得可惜。面對這一選擇困境，那位招生官又想起了遠在北京的孔道理，決定委托他的公司對這些來自中國的申請者進行面試，作為他們進一步篩選學生的參考條件。

佐治亞理工所經歷的中國留學申請數量的激增，是人類歷史上一次大規模遷徙運動的縮影。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國留學人數一直呈直線上升趨勢，留學總人數已經從2000年的不到5萬人上升到2013年的逾40萬。在佐治亞理工成為初鑒的第一個客戶以后，孔道理決定復制這個模式，把公司業務定位于為美國和英國大學的招生提供面試服務。

“他有太多新奇的想法，每天都有不同的idea，這樣的個性真的很適合創業。而且他的法律背景在創業初期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孔道理的華裔太太裘有容(Gloria)畢業于哈佛大學教育學專業，她也是初鑒的共同創辦人。經過幾年的開拓，初鑒的面試結果目前已經被包括哈佛、斯坦福、康奈爾、約翰·霍普金斯在內的很多美國名牌大學所接受。

囚徒困境

被戲稱為“宇宙中心”的北京海淀區五道口云集了清華、北大等中國最知名的高校，這些大學也有“出國預備班”之稱。在擁擠嘈雜的人行道、岔路口、地鐵站，年輕的學生們人頭攢動，行色匆匆。這里到處張貼著“四六級”“計算機”“托福、GRE、雅思”“德語、日語、小語種”等各種輔導班的小廣告。

初鑒隱身于五道口的一座高樓里，這個只有幾十平方米大小的空間，成為不少美國大學“窺視”中國留學申請者的窗口——這樣的“窺視”，是借助孔道理的眼睛完成的，他也因而獲得了一個獨特的視角，觀察中國學生和他們所處的教育體系。

去年年底，孔道理在《大西洋月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中國學生教會我的關于美國大學招生的那些事兒》，文章描述的，就是他看到的中國學生申請美國大學過程中所面臨的種種困境。在文章的一開頭，孔道理就聲稱自己是“這個世界上與中國高中生談話最多的人”。

不同于國內大學憑借高考成績“一考定終身”的錄取方式，美國大學引以為自豪的，是他們的錄取標準向來注重對申請者進行全面評估，其衡量因素主要包括幾個方面：SAT(學術能力評估考試)成績、學業平均分數(GPA)、社會實踐經歷以及一篇自述性質的作文(Essay)。除了這些以外，對于海外申請者，還要求有英語能力測試——托福成績，而報考美國大學的研究生項目者，大多數需要參加GRE考試。

在《大西洋月刊》的那篇文章中，孔道理引用一位留學培訓機構從業者的估算：中國的留學申請者中至少有一半GPA的成績都是虛假的。而實際上，這一比例可能更高。很顯然，初鑒的面試業務賴以發展的基礎就建立在一個悖論之上——美國大學對來自中國的書面申請材料信任度的不斷惡化。

招生官們需要找到一個途徑來考察申請者真正的實力，對此，初鑒的解決方案是：為留學申請者提供即興的面試服務，整個面試過程被拍攝下來，制作成為10 ~ 15分鐘的視頻短片，在獲得面試者許可之后，這些短片被發送給美國大學的招生部門。面試過程則通過現場錄像或遠程網絡錄像兩種方式來完成。借助這些面試錄像，美國大學的招生部門可以在短時間內評估受試者的英語水平以及其他方面的能力等，并與書面申請材料相對照來判斷其可信度，有助于做出最后的決定。

按要求，學生來初鑒面試時需攜帶事先在公司網站注冊的報名信，但是很多學生卻兩手空空地就來了。工作人員向他們要注冊報名信息時，有的學生回答說“不知道，是中介老師通知我來的”。再細究下去，孔道理發現，甚至連學生與公司聯系的郵箱也不是他們本人在操作。

桂淳有十幾年的留學培訓從業經驗，他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中國留學生的履歷普遍造假，已經遠遠越過“合理包裝”的界線。學校，尤其是“國際班”為了本校學生的出國成功率，會主動配合GPA造假，至于自述性質的作文與社會實踐，更是由中介一手包辦。在北京，某中學學生的GPA可以自己隨便填分數，學校只管蓋章，海淀區另一所知名中學甚至主動詢問學生：你想填多少分？

桂淳說，國內曾經舉行過一個“內蒙古荒漠化治理”的社會實踐活動。由于環保的主題在國際上很討巧，因而參加過這項活動的學生在申請大學時會受到歡迎。很快，在中介的主導下，很多學生在申請材料中都寫上自己參加過這項活動。初審留學申請材料的招生官們發現這個現象后感到很奇怪，后來他們意識到，這是中國學生在模仿之前那篇成功的范文。

起初，孔道理覺得，留學申請當中出現的一些問題是中國學生及家長對美國大學的招生信息與操作流程不夠了解造成的。因而，他呼吁招生官們在中國的社交媒體平臺上開通賬號，建立與中國學生直接交流的渠道。對此，一位國內留學培訓老師糾正他說：“你錯了！中國學生根本不在乎這些，他們需要的只是中介！”

實際上，即使有公開的信息溝通渠道，而且自身也有足夠的實力，準備出國留學的高中生們也仍然會依賴中介。孔道理訪問過國內的一些知名高中，他發現，很多孩子的條件都很優秀，如果自己按要求做準備，他們都有機會申請上美國的大學。而且，條件好的學校往往還有專門的老師負責留學咨詢事宜。但是其中的絕大部分學生仍然選擇使用中介服務。

“這已經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囚徒困境：中國學生是可以努力做到誠實并獨立完成申請的整個過程的，但是，他們大多數會感到，如果不經中介機構‘專業的’幫助，那么，和那些經留學中介‘輔導’的同伴們相比，自己就會缺乏競爭力。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自己動手申請卻被拒的聰明孩子’的故事，他們誰都不愿意成為下一個那樣的孩子。”這就是孔道理作為一名美國人對中國留學申請現狀的觀察。而實際上，讓千千萬萬學生及家長成為“囚徒”的，正是遍布中國的難以計數的留學中介機構。

根據中國教育在線《2014年出國留學趨勢報告》中的信息，絕大多數留學生辦理出國留學手續時會選擇留學中介。目前留學中介服務費用的報價從1.5萬元到6萬元不等，價格根據不同留學目的地國、不同層次學校等因素而定。中國留學中介服務行業的市場規模至少有50億元人民幣。

美國大學招收的中國留學生數量及其在學生組成中的占比不斷擴大，許多人感慨，漫步在美國的校園，放眼望去，大片大片的中國面孔，仿佛讓人有了一種置身于中國校園的時空錯亂感。今年4月，美國《僑報》列舉了5所中國學生超過4000人的美國名校，其中位列第一的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中國學生總數達4898人。

“總有一些大學更在乎國外學生的高額學費，而對他們摻水的申請材料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只有那些炙手可熱、競爭激烈的好學校才會對任何欺騙零容忍。” 孔道理認為，美國大學對中國留學申請的造假問題也負有一定的責任。

但是他進一步說，“在中國有一種普遍的看法：誠實的申請者都是傻瓜。”

玩轉作弊

在留學申請的軟性指標被虛假包裝到極致的情況下，赴美留學申請者繼續拼下去，就只能拼硬性指標——SAT和托福成績了。也正是因為這兩項標準化考試的成績很“硬”，美國大學招生官們也就越來越倚重于考試分數。

孔道理說，所謂的全面評估，在美國大學的海外招生中已然形同虛設。“盡管招生官都會說自己要全面考察申請者的實力，但他們在私下聊天時，說到招生情況往往都只提標準化考試的分數。”美國大學SAT與托福的錄取分數線由于中國考生們的高分沖擊而不斷抬升，不知不覺中已經成為美國各大學在國際招生中一項引以為驕傲的“指標”。

于是，對標準化考試高分的追求就成了中國的考生、家長、留學培訓機構和中介機構狂熱追逐的最后的制高點。

根據中國教育在線上述的評估報告，國內留學培訓產業已達到約300億元人民幣的規模。這一市場不再像1990年代那樣，只有幾家、十幾家公司一統江湖，而是迅速擴張。據桂淳估算，如今，留學英語培訓領域起碼有幾千家成規模的機構，十幾萬乃至數十萬從業人員，其中，以不正當手段幫助考生拿高分從而招徠生意的并不在少數。對此，他感嘆說，“競爭激烈，魚龍混雜，沉渣泛起，再不改變這一局面，終將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惡性循環”。

在這種競爭中，最極端的手段便是作弊。

2015年5月28日，15名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遭到美國司法部的起訴。他們被指控在2011年~2015年間，涉嫌欺詐美國教育考試服務中心(ETS)和美國大學委員會(CB)，這些學生通過偽造護照，找人冒充自己參加上述兩機構組織的托福、SAT和GRE等標準化考試，以獲取美國大學的錄取通知書。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地區聯邦大陪審團裁定這些中國公民犯有“合謀、偽造外國護照、郵件詐騙和電信詐騙”等35項罪名，最高可能被判處20年徒刑和25萬美元罰款。

2013年，由于被爆有人企圖大規模作弊，ETS取消了預定當年5月在韓國舉行的SAT考試。2014年，ETS從10月到12月連續三次接到有考場作弊的報告，從而不得不延期公布在韓國等考場舉行的SAT考試的成績，并取消了在調查中被確認作弊的考生的成績。當年的涉嫌作弊事件共涉及14個地區的考點，它們分別位于中國澳門、中國臺灣、新加坡、泰國、韓國、日本等地。

由于ETS并未在中國大陸設立SAT考場，而長期以來，中國考生是這些考場的主要參試者，隨著此次事件中中國培訓機構不檢點行為的曝光，1萬余名中國學生可能受到直接影響。

相比托福、GRE等國內有考場的考試，SAT考試比較特殊。雖然SAT被中國考生看成是“美國高考”，可是它卻一直無法在中國大陸境內開設考場，于是，一場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境考試運動就在近年展開：韓國、越南和香港等鄰近國家和地區就成了難以計數的中國考生參加“美國高考”的“主場”。

桂淳曾經參加過一場在俗稱“萬人坑”的香港會展中心舉行的SAT考試。在考試前兩天，他就收到了一個陌生電話，問他需不需要買考試答案。等他到了考場，才發現附近酒店已經住滿了大陸來的考生和家長，客房一間難求。還有人在兜售答案，價格在3萬~5萬元不等。

桂淳說，這些地區由于社會誠信度較高，考場監管也較松，這就為中國學生作弊提供了便利條件。過去，中國學生在留學考試中作弊還只是個別情況，但近年來已經成為一個“現象級的問題”。

吳曉亮是北京某托福培訓機構創始人，這位微博紅人的網名是“無老師”，他分析說，赴海外留學日益低齡化、大眾化。相比上世紀80年代那些因成績優秀而獲得海外留學機會的高材生，現在的很多小留學生無論是自身出國動機、學習成績還是勤奮程度，都無法與老一代留學生相提并論，但在現實的逼迫下，他們中的一些人選擇了通過作弊來達成父母為其制定的目標。

水漲船高，導致申請者之間的競爭也幾近慘烈。吳曉亮舉例說，“如果原來你只需要90分的托福成績就能上美國某大學，現在你就必須考100分才有可能進入招生官的視線，如果能考到110分，勝算就更大一些。一句話，因為現在的申請者實在太多了！”

實際上，即使不采用買答案或找槍手代考此類冒險的作弊手段，中國考生們不乏有人通過其他途徑來達到目的。“機經”，是備考托福、GRE的學生當中的行話。由于美國標準化考試的題庫范圍有限，考題會規律性地重復出現，英語培訓機構通過各種手段獲取這些考題并進行“研究”，其“研究成果”則因押題命中率高而被考生奉為“機上考試的圣經”，簡稱為“機經”。目前，通過“背機經”來備考已經蔓延到仍采用紙質答卷的SAT考試中。一名考生說，他曾抱著試試看的態度從網上買了一套“機經”，發現預測試題八成以上都出現在試卷中。也有學生在考完后感嘆，“啊！這不就是某年某月的試題嘛！我幸虧做過！”

“押題”“做歷年考試真題”在中國司空見慣，是很多培訓機構的“招牌”項目，也是很多學生備考的“必修課”，但實際上，這些行為在美國就屬于作弊。在每次標準化考試之前，考生都會抄一段誓詞，它的內容就包括考生不得泄露試題內容。

《華盛頓郵報》在去年12月報道當時連續發生在亞洲的SAT考試作弊事件時說，“由于設計一套新試題的成本花費昂貴，ETS把先前在美國使用過的SAT試卷再用于海外考場中。”

美國非營利機構國家公平和公開考試中心公共教育主管鮑勃·謝弗(Bob Schaeffer)稱，海外的培訓機構通過他們在美國境內的同謀獲取最近的SAT試題，整理出正確答案后用于培訓考生。或者，他們在SAT考試當天派槍手在早于中國時區的其他考點進行考試，在參考之前的數據庫確定當天晚些時候舉行的考試內容后，通過手機等為付費客戶提供答案。

謝弗指責CB和ETS說，“他們持續的不負責任導致亞洲的一些考生通過提前得知考試內容而獲得巨大的優勢。”

孔道理也表示，ETS的種種弊端在美國國內也常遭到批評，但他們對公眾的回應卻是：我們已經注意到了，我們正在改善，但具體內容無可奉告。

洋高考

“高分低能”是孔道理在從事這一行后學會的一個令他印象深刻的中文詞語。一些美國大學的招生官告訴他，近年來，常有教授向他們反映，“你招來的中國學生怎么表現這么差勁，根本不參與課堂討論，很少和老師交流，成績也不佳，平時只和中國學生在一起混。”但當招生官回去查閱這些學生的申請材料時，卻發現他們的托福、SAT考試分數都很高。

作弊問題漸漸浮出水面，令招生官們意識到，標準化考試的分數也不可完全信賴。因此，一些大學開始對中國學生進行Skype面試，但更多的大學沒有精力和財力對成千上萬的申請者一一面試。這就給孔道理的初鑒公司帶來了生意。如今，他們收到越來越多的來自高中生的面試申請，在高峰時期甚至面試者排隊要排到辦公室外面。初鑒使用一套有專利保護的技術視頻平臺對申請者進行面試，面試官通過與申請者互動式的交談，除了驗證其語言水平外，還對他們的應變能力、個人特質等“軟能力”( Soft·Skills)進行考察。

裘有容曾遇到過這樣的事情：在面試中，一名學生無意中說出，雖然他是在一所普通中學讀書，但大部分時間都在備考托福與SAT，幾乎沒怎么上過學校里的課。“還有的國際班的學生號稱自己修過好幾門AP課程(美國部分高中開設AP課，以使高中學生提前接觸大學課程，AP考試成績成為大學錄取考慮因素中重要的依據之一)，但當我就其中一門AP課的內容向他提問時，他就支支吾吾答不上來了，說自己其實主要還是在學英語。”

裘有容十分痛恨這種瞄準美國大學的應試教育，認為這是在誤人子弟。她認為，除了英語，這些學生在高中三年幾乎學不到任何東西，也得不到邏輯思維等綜合能力的鍛煉。這樣的學生即使通過了標準化考試去了美國，也跟不上大學里的課程。

但是中國的家長卻把孩子上國際班的目標，緊緊鎖定為參加“洋高考”。孔道理說，北京一家名校的國際部，精心設置了國際化的課程，請了外教來上課，但卻受到來自家長的壓力，他們質疑學校并沒有專門針對SAT和托福的應試課程。由于擔心在競爭中吃虧，這些家長還要讓自己的孩子曠學校的課去外面的培訓機構上課。

裘有容就提議，既然標準化考試問題重重，中國學生花這么多錢走冤枉路，為何今后美國所有的大學不能干脆直接采用中國誠信度最好的高考分數做為錄取標準呢？當然，她也坦陳，這一理想的實施仍需解決很多細節問題，如今看起來還十分遙遠。

今年，美國舊金山大學宣布，來自中國大陸的申請者可以不提交SAT成績與GPA，而以中國高考分數和一個面試視頻作為替代。在此之前，已有伊利諾伊理工大學、楊百翰大學和薩福克大學接受中國的高考成績。

在現實中，無論是把美國的SAT“玩兒”成“洋高考”，還是把中國的高考成績引入美國大學的招生體系，都是幾十年來中國“運動式留學”造成的無奈結果。

對于中國留學申請者形形色色的造假現象，孔道理并不感到太多的驚詫或憤怒，他皺著眉頭反復說，“其實，這些中國學生的處境很可憐，我同情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