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身教授制是一個專業篩選的過程，而編制則只是一種無限權利的享受。如果我們能有一個專業的獨立評價機制，也許編制可以起到部分終身教職的作用，但如果評價機制問題不解決，而是依然沿用行政主導的方式，那么編制就只是“大鍋飯”。

“專業誠可貴，自由價更高，若為編制故，兩者皆可拋。”

徐明昆是北京某高校的一名教師。兩年前，他在自己的博客里寫過這樣一首打油詩。那篇博客的標題為《編制比什么興趣科學更有吸引力》。

不可否認，如今青年學者進入高校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高校能解決編制，可以使今后的工作和生活更加穩定。就連對編制持批判態度的徐明昆也在文章中承認，“我們包括我，也愛編制，就像老鼠愛大米”。

然而，不久前，北京市出臺的《關于創新事業單位管理加快分類推進事業單位改革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則可能導致未來北京市高校的新增教師再也吃不到編制這份“大米”了。

相似管理導致相似問題

北京市的這份《意見》是這樣規定的：今后，北京市對現有高等學校、公立醫院將保留其事業單位性質，探索不再納入編制管理。對現有編內人員實行實名統計，隨自然減員逐步收回編制。

據了解，中國高校中出現“編制”一說最早是在上世紀50年代初。當時，大量高校被收歸國有，高校教師也就轉身成為“國家干部”。

“所謂編制人員，也就是財政供養的人員。”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表示，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國內政府人員和大學教師是同樣性質的。直到我國建立公務員制度之后，才有了一些區分,不過教師不再是公務員，政府卻還是大學的主辦者。高校內部的一些人還在以公務員的方式管理。

“之所以大學有編制，一個基本假定就是政府在辦大學，政府與大學之間沒有太大區別。”儲朝暉說。

于是，在相似的性質、相似的管理方式之下，高校也就出現了和政府機關相似的問題。

在博客中，徐明昆這樣形容編制對高校人員造成的弊端：“觀察編制內之人，和體制外的人/外國人相比，普遍戴上一個模糊、圓滑的面具，缺失敢愛敢恨、獨立思考、追求真理的靈魂。”而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徐明昆表示，編制也導致了高校人員流動的困難。“有編制的人不能因能力不行而開除，有能力的人又因為沒有編制而無法引進，這就造成了人員流動的壁壘。國外教育單位之所以能使人員流動起來，就是因為沒有這種壁壘。”

劉青兩年前剛剛進入一所大學工作。對于手中的編制，他有一種“既愛又恨”的態度。

“誰都喜歡編制。”在采訪中，他說，畢竟如果有了編制，人就穩定了。但是，也不得不承認，現在高校中太多的“衙門化”傾向、太多的“魚目混珠”也是編制造成的。“有了編制就可以不再上進，為了能在編制體系里混得更好，就必須圓滑世故。如此下去，的確是個問題。”

對于劉青的這段話，徐明昆在博客中是這樣概述的——編制不死，中國的科研就只能內戰內行、外戰外行。

那么，北京市的做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嗎？

“一刀切”可行嗎

需要注意的是，在《意見》中，對高校編制改革的規定是“隨自然減員逐步收回編制”。對此，北京市編辦相關負責人表示，本次改革的總體原則是“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

對于這種改革方式，徐明昆并不以為然。

“如果取消的話，最好能夠大范圍地同時取消，逐步取消很容易導致高校和教師被其他利益因素所影響，其實并沒有多大意義。”他說，事實上，這些年相關部門也一直在試圖逐步縮減編制，但并沒有收到多好的效果。

對此，有評論表示，逐步收回事業編制，意味著高校會長期存在兩種身份——事業身份和合同工。且不說待遇公平、同崗同酬如何保證，單是雙方的心態平衡問題就十分難處理。“臨時工心態”“變相鐵飯碗心態”等也影響聘任制人員工作的開展。

儲朝暉也認為，目前這種“退一個收一個”的方法的確見效很慢。“現在20多歲的年輕教師還要三四十年后才能退休。這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

漸進式方法收效慢，那么，整體“一刀切”的做法可行嗎？

“至少現階段是不太現實的。”儲朝暉表示，畢竟目前政府與高校間還存在依賴關系，只有政府與高校真正建立起相對獨立的關系，才能夠說高校不需要政府的編制了。“很顯然，北京市政府沒有這樣的權力，要做到這點至少要修改《高等教育法》，而短期內這樣做的可能性也不大。”

但如果將目光放得稍微長遠一點，這樣的做法是否完全不可行呢？

2004年，日本政府開始對全部國立大學進行法人制度改革，讓各大學從吃“皇糧”的行政機構轉型為市場化的運營法人。目前，這一頗類似國內去行政化的改革已經完成了第一期中期計劃。“他們的做法也面臨著很大的阻力，但最終這樣選擇，就是認定了靠政府辦大學不是好的政策。”儲朝暉說。

編制≈終身教職？

對于像劉青這樣的年輕教師來說，對于究竟是誰管理大學這樣的深奧問題，他們并不是很在意。相比之下，他們更在意的是——如果沒有了編制，我為什么還要進大學？

曾有一位博士畢業生收到了兩份高校的入職通知，一份位于省城，條件相對較好，但要等評上副教授后才給編制；另一份雖然條件稍差，但入職即給編制。他有些猶豫該選哪個，為此特意在網上發帖征求意見。

最終，在總計60條的回復中，只有一條認為編制“不是很重要”，而支持他選擇后者的網友幾乎一致的意見是——有編制，沒壓力。

“所謂沒壓力，也就是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就像國外的終身教職一樣。很多人就是想要這種環境。”劉青說。

這種環境也是西南某高校教師徐騰飛當初走進大學教書的重要原因。采訪中，他表示，對自己而言，編制帶來的最大好處就是有穩定的收入來源，從而鼓勵一種自由的學術研究氣氛。“我更喜歡把編制看成一個‘終身教職’，有它的存在，教師可以相對自由地開展學術研究。”

事實上，將編制“約等于”終身教職的人并非只有徐騰飛和網絡上的那幾十名網友，雖然他們也都明白，編制和終身教職有太多的差別。

據徐騰飛介紹，終身教職制度是目前國際上普遍采用的高校人事制度，其設計包括兩個階段，即成為終身教職之前與成為終身教職之后。

“一般來說，副教授及以上職位可以拿到終身教職，而講師或者助理教授則還在走向終身教職的路上。”他說，第一階段，大學會要求教師在一定年限內證明自己的教學研究實力。其考核相當嚴厲，淘汰率也很高。而當教師證明自身實力并拿到終身教職后，來自學校的學術壓力就會減輕很多，他們也可以自由從事研究。

“簡而言之，終身制包括兩個部分：證明實力與學術自由。這兩部分相輔相成，密不可分，而編制的主要問題就在于前半部分的缺失。”徐騰飛說。

對此，儲朝暉也表示同意。

“終身教授制是一個專業篩選的過程，而編制則只是一種無限權利的享受。”他說，如果我們能有一個專業的獨立評價機制，也許編制可以起到部分終身教職的作用，但如果評價機制問題不解決，而是依然沿用行政主導的方式，那么編制就只是“大鍋飯”。

牽一發能否不動全身

當編制提供的便利不再存在時，年輕人想到的是為何還要進大學，而高校也會面臨一個類似的問題——拿什么吸引優秀人才進高校？

“吸引年輕人，肯定要靠提高收入。”儲朝暉說，“目前高校年輕老師是在低收入的狀態下工作的，這個狀態不可持續，也導致了高校職位缺乏競爭力。”

然而，提高收入并不是說一說那么簡單。

目前，國內公立高校的主要資金來源是中央以及各級財政的直接撥款。2010年，我國財政教育支出占到公共財政總支出的15.8%，已成為公共財政的第一大支出。在這種情況下，再通過大幅度提升教育支出從而提高教師收入顯然并不現實。而除此之外，國內高校的其他籌資渠道并不發達。

“美國等高等教育發達國家的高校，由于大部分都是相對獨立的私立高校，可以采取更多形式的融資手段，而且國外高校的教育捐助系統也要發達得多，這保證了他們的資金來源。國內高校則很難做到這點。”劉青說，換言之，要想大范圍、大幅度地提升教師收入，高等教育必須作出一系列改變。

相對于工資的提高，徐騰飛更為看重的是高校能否為科研人員提供優秀的科研環境。“科研環境包括硬件與軟件兩個部分，硬件部分通過投資相對容易解決，軟件部分包括了學術氛圍、人事制度與行政服務等，并非一時能夠改變。”他說。

眼下，徐騰飛正在國外訪學。據他觀察，缺乏良好的學術氛圍和行政服務，是很多科研人員回國的最大禁忌之一。如果編制取消的同時，這些問題不解決，他們的歸國之路很可能會更加糾結。

在采訪中，儲朝暉一直強調，編制問題其實只是高等教育大體系中的一個環節，但這一環節卻牽扯到整個體系的諸多環節。“高等教育是一個整體，一方面的變化就要求整個大系統必須都跟著變。但現在，我們卻是在不想改變大系統的前提下，只作這一點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