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下發的《關于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涉及科技體制與機制改革的方方面面，改革深度與廣度均屬空前，不僅標志著中國科技體制改革已經從理論層面走向實踐層面，其豐富內涵亦對今后改革突破點的選擇具有路標作用。
其中，關于鼓勵科研人才流動的表述尤為引入關注。《意見》指出：“建立健全科研人才雙向流動機制”，進一步細化為“科研人員可以帶著項目成果到企業或自創企業；或高校研究所可以吸納企業科技人員兼職等”兩類。簡單的兩句話，揭示了未來人才政策變革的巨大空間與變革路徑。
在傳統模式下，戶口與人事關系是人才流動的兩大制度性絆腳石，而跨界（跨學科、跨部門）流動不僅面臨制度制約，還面臨來自管理者關于學術定位的認知誤區的羈絆。只有對人才跨界流動的理論基礎與實質有了真正了解，并被公眾認同以及成為群體共識，此次人才制度改革的巨大意義和效能才能凸顯出來。
人才通常的流動方向是從知識水平梯度高的地方流向知識水平梯度低的地方。這個由知識梯度差帶來的收益就是人才流動的經濟學基礎與實質。
從宏觀上看，人才流動的結果帶來了兩種變化：其一，知識的擴散，其最終結果就是“世界是平的”，各處知識水平趨于均衡化；其二，隨著人才跨界流動，各種不匹配的閑置智力資源得以合理配置，起到盤活閑置智力資源并使之效率最優化的效果。
從微觀層面上看，人才流動給局部地域帶來了競爭的氛圍，“鯰魚效應”得以發揮作用；對于個人而言，流動激活了個人在原單位不具優勢或者不被認同的能力的釋放，從而有助于個人價值的實現。
這項人才政策反映了政策制定者對于人才內涵理解的加深。美國心理學家斯坦伯格認為，人的智力由分析、創造和實踐三種能力構成，由于自身特點，每個人或許只具有其中某一方面的強項，而其他兩項比較弱。在一個綜合評價體系下，這個人的能力就被總分掩蓋了，從而造成個人部分智力資本被閑置。而對整個社會來講，這類人的智力資源相當于被浪費了。以往的人才政策大多是基于對人才的綜合評價指標來分類，這種綜合指標無法區分人才的能力優勢區域，只能籠統地分類，基于這種綜合指標制定的人才政策就是粗線條的人才政策。由于信息不對稱以及鑒別成本的限制，造成整個社會人才智力資源的巨大浪費。
英國著名人力資源專家肯·羅賓遜認為：消除或削弱部門界限并不是最終目的，社會管理的目的是為了激發思想交流與鼓勵實驗的氛圍。只有如此，一種有利于創新的混合經驗才能出現。創新過程既源于知識與專業技能，也源于推斷力與想象力。當已有知識以全新的方式相互結合，來滿足新環境的需求時，新觀念就會出現。科技體制改革正是需要從機制上保證這種現有庫存知識與經驗的新組合，由此才能真正推進創新驅動的經濟社會發展愿景。
只要存在知識梯度差就應該允許人才自由流動（少數事關國計民生的涉密人才除外）。只有如此，才能帶來知識的擴散與全面創新的實現。
反觀有些地方，在人才流動上層層設限，觀念仍停留在計劃經濟時代的管卡壓模式，嚴禁人才流動，希望用這種方式綁定人才。這種模式多年來已經造成整個社會寶貴智力資源的巨大浪費。正確的選擇應該是了解本地或本單位的知識梯度定位，有針對性地吸引適合的所需人才。同時，在人才政策運行中，目前還存在一種政治正確的炫耀性消費現象，即管理者從追求政績出發，不考慮當地實際情況，不計成本地盲目引進“高大上”型人才，完全摧毀了市場對于人才的調控機制。問題是，這些人才與當地的知識儲備與庫存并不匹配，造成引進者與被引進者的雙向損失與浪費。坊間所謂的“人傻、錢多、速來”的游戲需要改改了。
至此可以作一個推論，大到整個世界，小到局部地區，都存在人才梯度，如果允許人才的跨界、跨領域流動，很多地方將從多個渠道吸收到適合自己的人才，而且這些人才更符合本地區的知識水平。這種流動帶來的知識進步是漸進的、全局性的，也更符合市場規律，更有利于使本地各種層次上的創新驅動發展鏈條得以完善。
這里可能會隱含另一種擔憂，即我們自己的人才是否也會隨之流失？完全有這個可能，但是總體來講，我們流入的人才要多于流出的人才。即便那些最優秀人才流失了，對于整個社會來講也是有益的。對人類而言，這何嘗不是一種進步！
各地為了應對這種潛在的流失危機，需要做的就是打破各種封堵的藩籬，為人才流入營造好的軟環境。畢竟，詩意的棲居與實現自我超越是所有人與生俱來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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