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96萬——教育部日前公布的數字顯示，我國2012年出國留學人數再次刷新歷史最高紀錄，繼續穩居全球留學生輸出國前列。

　　如何破解“海龜”變“海帶”尷尬

　　越來越多的孩子帶著父母的殷切期望漂洋過海，其中甚至不乏幼童的身影，大眾化、低齡化成為“呈井噴增長”的新一波留學熱的顯著特點。出國留學，正從一個只有精英階層才能擁有的夢想，變成了眾多普通家庭列上日程的一個計劃。

　　隨之而來的是，短短幾十年，“海歸”這個詞，也正發生著從精英標簽向單純的身份標示轉變、從好工作高收入的象征向“不能和未來掛鉤”轉變。似乎，出國尋找出路的前景正在漸漸黯淡。而留學這筆昂貴的投資還能否換來超值的、甚至是等值的回報也成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

　　盡管今年夏天的杭州達到了“史上最高溫”,但剛從澳大利亞留學回來的小雯還是覺得寒意陣陣——她在就業市場上投出了50多份簡歷，但回應者寥寥，企業開出的薪水也遠低于她的期望值，“難道現在‘海歸’不值錢了嗎？”與之相反的是，眼下還在美國一所大學攻讀醫學博士的胡衛卻在這個暑假就收到了國內一所地方高校的邀請，希望他畢業后到校任教，“還有一家醫藥公司也問過我的意見”.

　　他們都是浩蕩“海歸”大軍中的一員。可遭遇卻迥然不同：一個是在求職中屢屢碰壁，另一個卻又因為有海外求學經歷而獲得眾多用人單位的青睞——這不禁讓人疑惑，“海歸”到底還值不值錢？

　　困惑 同是“海歸”,就業為啥差這么多？

　　“海帶”,是網友對留學歸國卻依然處于待業狀態的“海歸”的一種趣稱。

　　今年剛從法國一所大學畢業回國的李正沒想到自己也會成為“海帶”.學金融專業的他拿著國外“鍍金”的大學畢業文憑意氣風發地回了國，希望能輕松地在銀行找一份高收入的工作，然而他回國后卻發現，現實遠遠不是想象的那個樣子，“今年據說國內就業形勢不太好，但總想著自己有一份國外還算不錯的大學的文憑，應該不會受影響，但實在沒想到找一份工作這么難，看來現在沒多少人在乎‘海歸’了吧”?

　　與他有相似經歷的還有王東。從新加坡一所大學生物科學專業畢業回國后，他在北京租了一個小房間四處奔波找工作，一家家公司面試下來都沒能就業，身心疲憊，“走一步看一步吧，現在還沒打算在北京以外的地方就業”.

　　在上海一家公司工作的“海歸”小松告訴記者，在他們那家不大的公司里就有好幾個“海歸”“我覺得今年能就業就很不錯了，和我一起回國的有幾個還待在家‘啃老’呢”.

　　而即使是“幸運就業”的一批“海歸”,也面臨薪酬低于期望值的尷尬。

　　“原來一提‘海歸’，別說有多神氣了，有了這個身份就等于有更好的工作和收入。我們就是抱著送孩子出去后，再回來就能有一個好工作的打算。可沒想到現實完全不是這樣，早知道還不如不出國呢。”在一家事業單位工作的曾女士特別沮喪，幾年前，她和丈夫拿出省吃儉用的積蓄把兒子送到英國一所大學就讀，如今畢業回國的兒子幾經折騰才在一家普通公司找到工作。“收入也就三千多元，和公司里國內畢業的大學生差不多，什么時候才能賺回出國留學的錢��？”

　　與李正們面對“海帶”的尷尬局面截然相反的是，另一批“海歸”卻成為用人單位爭搶的“金龜”.

　　“回國時校領導還專門騰出辦公室，給我搭建實驗室。”回國十載，已經成為天津科技大學校長的食品安全專家王碩，至今還念念不忘當初回國時的經歷——校領導在他海外的實驗室整整待了兩個星期，跟他講天津、學校的發展，最終打動了他，“世界上沒有什么比信任和事業更重要。”如今，在他的影響下，這樣的溫暖正被傳遞給越來越多的海外高層次人才，天科大還為此專門成立了“‘海歸’聯誼會”.

　　畢業于美國加州理工大學，師從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格拉布斯教授，畢業后成為美國普利司通公司材料研究方面的高層次科學家——陳忠仁身上一連串的頭銜也讓寧波大學為引進他“付出了很多心力”:除了把他列入“國家人才”內，提供良好的科研、生活環境等條件外，甚至還動用了同學情誼、寧波鄉情等對身為寧波人的陳忠仁進行游說。

　　寧波大學人事處楊老師介紹，近年來，有海外留學經歷，并且研究成果、學術地位突出的高層次人才一直是國內高校引進的重點；不少學校甚至在相關文件中對某些專業人才的引進提出了“要有海外留學背景”的必備條件。

　　記者在調查中也發現，國內不少大學、研究機構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已經成為“海歸”的最大需求方，如廈門大學、蘇州大學以及中科院等高校和科研單位在招聘某些專業人才中都要求有“海外留學背景”.

　　原因 “海歸”分化，市場需求不同

　　“‘海歸’是個群體，和原來精英留學相比，目前這個群體也開始分化�，F在出國留學很方便，‘海歸’基數很大，有些原本素質條件一般，在國外又沒有學到真正知識、沒有積累工作經驗的人回國找不到工作，是很正常的現象。”中國留學人員聯誼會副會長王輝耀如是看待“‘海歸’就業兩重天”問題。

　　一份調查數據佐證了王輝耀的看法。

　　記者從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發布的《萬名留學人員回國就業報告（2012）》中獲悉，24歲至30歲的留學回國人員已占回國總數的80%,而其中約一半為國外1年期碩士學位項目畢業生，多以專業碩士班的形式完成國（境）外學業。這類項目，學時短是最大的特點。據用人單位反映，此類留學回國人員與國內應屆碩士畢業生相比，外語的聽說讀寫能力略強，更了解國際規范，但過短的學時使其對專業知識的掌握沒有國內的學生深入，科研能力稍差，也沒有相關領域的工作經驗。

　　近幾年，“海歸”的學歷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高中畢業就出去的小留學生在歸國人員中占了不小比例，他們普遍缺乏工作經驗和國內受教育的經歷，找工作劣勢明顯，自主創業方面也缺乏相應知識和經驗。另外，《萬名留學人員回國就業報告（2012）》顯示，海歸人員的主要學科背景為經濟學、管理學、理學和工學，這4個學科留學回國人數占總回國人數的77.8%.除了這四大專業以外，留學回國人數占比較多的是文學。這些專業的初級人才在國內就業市場上也趨向“飽和”,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海歸”就業難。

　　“國內近幾年高等教育發展迅速，培養出來的學生也不差，在和‘海歸’競爭時，并不處下風。而不少‘海歸’的自我期望值過高，就業地域的選擇上也大都集中于大城市，這也在客觀上導致不少‘海歸’成為‘海帶’。”一位“海歸”表示。

　　用人單位的想法也在轉變。在寧波一家公司工作的李女士告訴記者，她所在的公司曾經很熱衷于招“海歸”,不過后來發現并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有時，他們帶來的西方理念和國內實際不太合拍，而且有些人自我膨脹得厲害，和其他員工相處也不太融洽。公司現在在招聘中碰到‘海歸’時，都很謹慎，能力差不多的話，寧愿選擇國內大學畢業的學生。”李女士說。

　　在福州一家獵頭公司工作的李艷也告訴記者，“現在‘海歸’不像以前那么吃香了，隨著出國門檻的降低，海歸含金量減少，不少企業在經歷泡沫經濟的壓力后，不再把擁有海歸的數量當作提升企業形象和價值的砝碼，要能力不要背景也成為很多老板的共識。”

　　與不少“海歸”的求職碰壁形成對比，現實中還有不少用人單位對“海歸”“求之不得”,也就是競相追逐“金龜”的現象，這種差別的根源就在于我國目前高層次“海歸”人才的稀缺。

　　“一方面高層次人才在國外已經具有穩定的生活和事業，要放棄很難；另一方面，國外的科研環境確實更好，研究者只需埋頭做學問，而在國內，跑項目、建實驗室、找人才……很多事情都需要親力親為，不少人難以適應。”北京某高校人事部門徐老師告訴記者。

　　美國國家科學院“博士學位獲得者調查”曾追蹤調查了自2005年至2011年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的29074名中國籍學生的回國意愿，2005年高達89.4%的被調查者希望留在美國工作，這一比例在2011年有所下降但仍達到82%.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副主任鞏萬表示，雖然中國已經進入智力回流期，但獲得博士學位又有相應研究或其他工作經歷的高層次留學人才的回流率仍然處于較低水平，中國仍需花大力氣引進高層次“海歸”.

　　為吸引海外高層次人才，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專門成立了國際經濟管理學院，“筑巢引鳳”.據該校人事處負責人介紹：“這些海外人才系統的研究范式對學校的科研創新發揮了很好的引領作用。我們在本科層次設立了經濟學和金融計量兩個專業的國際化實驗班，在研究生層次開始實踐以學術科研為導向的人才培養模式。”

　　“高層次的人才之所以重要，就在于能在某些領域彌補國內空缺或帶來突破。”有專家指出，這主要是因為目前在一些領域內西方還是走在前列，對大學等科研單位以及一些大公司而言，引進這方面的人才要求有“海歸”背景，其實也是看中人才是否有該領域最前沿的知識和意識，而這一點對日后能否出成果往往是很重要的。

　　在天科大，“海歸”的積極影響正在顯現：天津市特聘教授張同存博士2007年底到校工作，到校兩年就獲得國家科研經費逾400萬元；生物工程學院花爾并、刁愛坡、劉浩、王敏等“海歸”已組成一支強有力的研究團隊，接過了近代發酵工業先驅金培松前輩的火炬。傳統優勢學科的科學研究也在高水平團隊的推動下，步入提升水平的快車道，多項國家級科研項目的立項數量、質量、層次及獲獎成果均位居天津市普通高校前列。

　　如今已身為寧波大學材料科學與化學工程學院院長的陳忠仁也給寧波大學帶來了“回報”.除了和他導師——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格拉布斯教授在寧波成立了一個化學材料研究中心，定期舉辦格拉布斯論壇外，陳忠仁還發明了“超級吸油材料”,給海上油污污染防治提供了切實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