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技術、全球制造業重新布局……在剛剛過去的全國兩會和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第三次工業革命”成為備受關注的話題。雖然人們對這一概念的內涵和趨勢還有諸多爭議，但提高創新能力、迎接新科技革命的挑戰，已成為共識。

　　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程京日前向記者講述了他歸國10余年來創辦、經營一家高新科技企業的經歷。提高創新能力，要從哪些方面更多發力，或許能從他的講述中得到一些啟示。

　　低效審批拖死創新產品

　　擁有170余項國內外專利授權、累計近10億元銷售額，被評為“中國第一家進入世界水平的生物技術公司”，卻差點悶死在審批機制之下

　　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程京是一家生物技術公司的創辦人。因為物價審批、醫保審核等層層關卡，程京帶領團隊研發的產品曾被絕緣于市場之外，巨額的研發投入無法換來經濟回報。他說，“那個時候，我真的覺得公司走到窮途末路了。”

　　雖然在當時北京市的相關領導以及7個部門的協調下，程京的公司得以挽回頹勢，但這并不能讓他高興起來。“連我的公司都尚且如此，全國醫療行業的其他創新創業公司的發展難度可想而知。”

　　技術創新，被不少人視為中國不再旁落于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核心力量。但是，在國內經營高新技術企業已有10余載的程京，卻深深感到政策才是工業革命的“右腿”，足以決定成功與否。

　　“有時，我們并不需要政府部門多做什么，只是希望他們做減法。” “如果在很多地方管得很死，創造力如何釋放出來!”百度總裁李彥宏在全國兩會期間的一番呼吁，引起了程京的共鳴。

　　回國創業10多年來，程京感受最深的不是突飛猛進的生物制藥工藝，而是繁復的政府審批手續。

　　“一個創新產品的審批效率極其低下。完成這些審批，如果順利的話可能需要一兩年，慢的話可能就要三五年。”程京的公司2009年報批的一項產品，現在還杳無音信。

　　“誰有錢燒這么久，誰有耐心等這么久?”程京介紹說，潛心研發的產品往往在最具競爭力的市場窗口期，被雪藏在繁冗的報批文件中——與此同時，許多國外類似產品得以輕松進入、搶占市場，扼殺了“中國創造”的生命線。

　　這樣的現實，程京經歷過，也憤憤不平：從產品到商品，這是工業革命的關鍵一役，“如果政策在這個環節失靈，甚至成為拖累，那么不管前期的投入有多大，都意味著付之東流。”

　　從“產”入“商”的斷裂帶，正是程京所擔憂的中國科技創新的阿喀琉斯之踵。“我們是世界專利申請的第一大國，但是有誰問過轉化率有多少、應用率有多少?靠著這些藏在高閣里、寫在紙面上的創新成果，新的科技革命只能離我們越來越遠。”

　　管理“不專業”侵蝕創新根柢

　　身為院士，卻不得不奔波于宴席之間，希望在觥籌交錯中換來批準許可。他說，這個時候只能把尊嚴擱在一邊

　　新的科技革命不僅是對創新能力的洗禮，也是對施政水平的考驗。“政策只有在懂它的人手中，才會發揮作用”，程京說，他能察覺到一些官員的“能力恐慌”。

　　“許多領域都非常前沿，而官員的知識就捉襟見肘了。”因為不懂，不少官員寧可選擇擱置，以避免“犯錯誤”。“比如生物芯片的相關技術，有些能受理，有些就只能一直拖著。”

　　而在美國工業界的3年經歷，帶給程京截然不同的體驗。“我在美國申請專利的時候，專利律師并不僅僅是把申報材料轉化成法律格式。他們中的許多人擁有博士學位，有過科研經歷，或者做過專利局審查官。”如此專業的人才，甚至會進一步參與產品的研發。

　　“我們經常擔憂原油、天然氣過度進口，擔心能源命脈受制于人。但當電子工業、生物醫藥工業的關鍵零部件、原材料幾乎全部依靠進口時，工業革命的基礎在哪里?”

　　程京坦言，中國發展的新興產業中，有許多關鍵原材料不能自給，成為工業革命的一大短板。主管部門往往關注速度、關注產出、關注對GDP的貢獻，都是最后的環節。

　　“誰去關注最開始的環節?”面對原材料工業研發在頂層設計的弱勢地位，程京很無奈，“對于工業的理解，不能如此片面”。

　　這種“不專業”甚至還踐踏了科研工作者應有的尊嚴。

　　“別看我在清華大學當教授，很風光。但是一換到企業領導的身份，就只能把臉面擱在一邊，低三下四去求政府官員高抬貴手。”程京說，他很多時候需要親自在酒桌上應酬。在這位工程院院士、清華教授的背后，有著一番不為人知的酸楚。

　　政策“不暢通”嚇退創業人才

　　創新不僅需要開辟入口，更要規劃出口;不僅吸引人才，更要留住人才。有進無出的制度困境，會讓招來的人才再度流失

　　“用5—10年時間引進2000名左右海外高層次人才回國(來華)創新創業。”這是《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列舉的目標。從人才到長江學者，從國家戰略到地方引才，在人才的競爭中，中國使出全力。

　　但是，像程京這樣的“老海歸”，面臨的往往是“出口”問題，也就是找到用武之地，找到施展空間。“如果發現沒有門沒有路，那么想進來的人就會望而卻步，已在其中的人也會抽身離開。”在程京看來，人才是革命的要素，信心是留人的關鍵，而政策是信心的來源。

　　“在生物領域最頂級的雜志中，每期至少有1/3的文章署名中有華人。”但當追問這些華人在哪貢獻、為誰服務時，答案往往令人失望。“我讀到一個數據，在醫藥與生命科學行業，全球44%的CEO認為應該在中國加大研發投入或建立研發中心。如果政策依然未能打通出口，恐怕會有更多人才轉而去為他人服務。”

　　如何破局，程京有著自己的思考。在北京市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掛職期間，他曾被咨詢一個問題：如何支持科技型中小企業做大?

　　程京的回答很簡單：一是退稅，一是政府采購。“退稅應該退給創業者，讓他們的日子好過一些，幫助他們挨過創業期，以免半途而廢。”

　　而政府采購，則是程京認為的高新技術企業產品商品化、實現盈利的便捷通道。“每家高新技術企業都有若干產品，如果政府有針對性地進行采購，幾個億、十幾個億的銷售額都并不見得是難事。”博奧的耳聾基因芯片，就因為有北京市的政府采購，而實現了億元的銷售量。

　　在程京看來，第三次工業革命早已開始。“這次中國有著最好的歷史機遇，不應再錯過。”程京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