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你也許不熟悉南仁東，但你一定知道FAST！這就是被譽為“中國天眼”的世界最大單口徑射電望遠鏡——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Five-hundred-meter Aperture Spherical radio Telescope）。

這個十一長假，FAST火了。在“天眼”景區外，來自各地的游客排起了長隊。為了不干擾天眼接收來自宇宙深空的微弱電磁波，景區觀景臺每天的游客接待量限定為2000人，但由于游客眾多，景區每天都是飽和狀態。

在距離“天眼”觀景臺還有30多分鐘車程的景區入口處，這些觀眾就早已把相機、手機、手表、充電器等電子產品交到工作人員手中，為的就是避免產生的輻射電磁波影響到“天眼”運行。

就在剛剛過去的9月25日，這座歷經十幾年籌備、五年半施工的“中國天眼”剛剛過完一周歲生日。但令人痛惜不已的是，就在生日的前十天，“中國天眼”首席科學家兼總工程師、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臺研究員南仁東因罹患肺癌、病情惡化逝世，享年72歲。去世前他表示，喪事從簡，不舉行追悼儀式。

在今年8月，南仁東成為中科院院士候選人。根據中國科學院院士增選工作實施細則，被推薦人年齡一般不超過65歲，評選年的8月份開始公示（公示期一個月），再通過會議評審和終選投票產生院士。

南仁東，是同期157人中年齡最大的候選人。在此之前，他已經為中國的天文學奮斗了22年。然而終選時間將近，他卻沒有等到評上院士的那一天。

在“天眼”設計之初，曾有人說這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項目。但是，南仁東生生憑借著24載不計代價的拼搏，拿下了這個“奇跡”，甚至為此奮斗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有人說，是“天眼”成就了南仁東。但更多人說，南仁東重新定義了中國在世界天文學界的地位。

時光回溯到1993年，國際無線電科學聯盟大會在日本東京召開。會上科學家們提出，在全球電波環境繼續惡化之前，建造新一代射電望遠鏡，接收更多來自外太空的訊息。

聽到消息的南仁東坐不住了，一把推開同事房間的門說：“我們也建一個吧！”當時我國最大的射電望遠鏡口徑只有30米。而從30米到500米，這不僅是一個嚴密的科學工程，還是一個難度巨大、涉及多個領域的建設工程。

為了選出性價比最高的“天眼”臺址，南仁東跳上了從北京到貴州的火車。從1994年到2005年，南仁東帶著300多幅衛星遙感圖，走遍了貴州大山里的上百個窩凼。亂石密布的喀斯特石山里，不少地方連路都沒有，只能從石頭縫間的灌木叢中，深一腳、淺一腳地挪過去。

最終，南仁東相中了其中最圓的那個大坑——位于貴州平塘縣的大窩凼。然后，他正式提出利用喀斯特地形建造大型射電望遠鏡的設想。

經過多年論證，2007年7月，FAST作為“十一五”重大科學裝置正式被國家批準立項；2008年，國家發改委批復了FAST的可行性研究報告；2009年，中科院和貴州省人民政府聯合批復了FAST項目初步設計及概算。

一段時間內，南仁東成了一名“推銷員”。大會小會、中國外國，他逢人就推銷“天眼”項目。有人比喻說，“天眼”已經成了他的孩子。

知易，行難。這句話用在FAST的建設過程中，再恰當不過。

從2011年開工令下達起，在5年半的工程建設過程中，先后150多家國內企業、20余家科研單位、數千人的施工隊伍相繼投入FAST建設。

南仁東的學生岳友嶺稱，十幾年前南老師就在課堂上給學生們講FAST各個細節的具體情況，研究到了什么程度，離預期還有多遠，而開工建設后，“南老師總是知道問題的關鍵點在哪里”。

那時，身體狀況仿佛成了南仁東最不看重的事情。為了討論項目細節，南仁東帶著同事們工作到凌晨是常事，而方便面則成了他的日常飯食。常年在工地，南仁東因為勞累而面容滄桑、皮膚黝黑，他跟學生說：“我就像個農民。”

2010年，因為項目所需索網的疲勞問題，“天眼”經歷了一場災難性的風險。“天眼”要求的建設工藝和材料是現有國家標準的20倍以上，沒有現成技術可以依賴。為此南仁東親自上陣，日夜奮戰，經過700多天、近百次失敗，方才化險為夷。

2014年“天眼”反射面單元即將吊裝。年近七旬的南仁東堅持自己第一個上，親自進行“小飛人”載人試驗。這個試驗需要用簡易裝置把人吊起來，送到6米高的試驗節點盤。在高空中無落腳之地，全程需手動操作，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摔下來。

“天眼”現場有6個支撐鐵塔，每個建好時，南仁東總是“第一個爬上去的人”。幾十米高的圈梁建好了，他也要第一個走上去，甚至在圈梁上奔跑，開心得像個孩子。

后來人們才知道，“天眼”落成啟用前，南仁東已罹患肺癌，并在手術中傷及聲帶。他患病后依然帶病堅持工作，盡管身體不適合舟車勞頓，仍從北京飛赴貴州，親眼見證了自己耗費22年心血的大科學工程落成。

雖然許多人前來祝賀，南仁東卻很平靜地說，大望遠鏡十分復雜，調試要達到最好的成效還有很長一段路。

一位有幸去到“天眼”之中的小伙伴告訴長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身處靜默區，感受最深的便是孤寂。然而南仁東正是在孤寂的環境中堅持著孤寂的事業，并最終將希望轉化為了現實。

其實，南仁東不只懂天文。他是個學霸的事情幾乎盡人皆知。

1963年，南仁東以高考平均98.6分(百分制)的優異成績成為“吉林省理科狀元”，并考入清華大學無線電系，是當地10年間唯一考入清華大學的高才生。

在高中同學眼里，南仁東是“全才”：字寫得漂亮，學校出黑板報非他不可；滑冰游泳樣樣擅長，是個體育健兒；會譜曲，譜的小調兒朗朗上口。南仁東在國畫和油畫上造詣很高，他早年在日本國立天文臺擔任客座教授時，業余時間創作的《富士山》至今仍在大廳陳列。

國家天文臺研究員陳學雷回憶，南老師因為情況緊急，甚至通過給別人畫素描掙到了去荷蘭出差的火車票錢。

南仁東不是沒有遺憾，那就是他自認為對家人的虧欠。母親去世時，南仁東在墳前痛哭流涕，嘴上一直念叨：“我對不起你們，沒照顧好你們。”當時的南仁東已經開始在大山中做起最艱難的科研。

南仁東的侄子說，“他兩年前患癌癥后一直瞞著我們，只說聲帶長息肉做個小手術，直到今年初我們才得知真相”。

南仁東去世后，國家天文臺有關人士表示，目前正值望遠鏡調試和試運行的關鍵時期，這是“中國天眼”的一大損失，也是中國天文界的一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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