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2月，屠呦呦在進行實驗。資料圖片

一頂諾貝爾獎的桂冠，讓屠呦呦與青蒿素的故事不再神秘。

一張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的大紅證書，讓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聚焦。

會場中央，86歲的屠呦呦面帶微笑，眼神沉靜如水，她是中國科學家因在中國本土進行的科學研究而榮獲諾貝爾科學獎的第一人，而今又成為中國女科學家榮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的第一人。

這一次，她沒有發表感言，謝絕了一切采訪，但人們卻越發想要走近她。

“一說到國家需要，她就不會選擇別的”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光榮與夢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際遇和烙印。

中國中醫科學院中藥研究所研究員廖福龍與屠呦呦共事數十年，他說，“也許大部分的科學發現都源于好奇心驅使，但屠呦呦不同，她對青蒿素的發現始于國家所賦予的責任”。

1951年9月，屠呦呦懷揣北京大學醫學院的錄取通知書北上進京，成為新中國第一代大學生。時值抗美援朝，丈夫李廷釗清楚地記得，“到朝鮮戰場去”是他與屠呦呦當時共同的心聲。

學習、奉獻、犧牲、報國……時隔60多年，屠呦呦說起當年在心中涌動的情懷，仍然難掩激動。

彼時，瘧疾是世界性傳染病，每年導致數百萬人死亡。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英等國均積極尋找新藥抗擊瘧疾，但始終未有所獲，而原有常用藥已經失效。

1969年1月21日，出于軍事需要，代號“523”的國家瘧疾防治任務組急迫地找到了原衛生部中醫研究院，39歲的屠呦呦被委以重任，參與這個尋找“救命藥”的重大計劃。

當時，雖已到研究院14年，兼有中西醫背景，但屠呦呦的職稱還只是研究實習員，“如此重任交與我，無上光榮”，此時的屠呦呦被強大的使命感籠罩，與同事一起，開始了一場與時間的賽跑。

翻開當年的原始資料，從1969年1月到1972年11月，屠呦呦所領導的課題組有著一張密密麻麻的時間表，研究以日為單位推進。1969年4月，她個人精選上交460個方藥；6月，制備中藥提取物樣品50個；7月，前往海南疫區觀察臨床療效；1970年2月至9月，先后送胡椒等提取物樣品120余個，至1971年9月，篩選中藥提取物樣品200余個，結果卻令人失望。

在1978年6月18日的《光明日報》上，生動地描述了當時一位研究實習員的心理活動——“曾經問自己：一個氯喹不可超越，一個常山已經到頂，我們就真的無路可走嗎？”那位研究實習員，就是屠呦呦。

在后來許多關于青蒿素的故事里，突破瓶頸的時刻被描述為：在某一天的凌晨或深夜，閱讀葛洪的《肘后備急方》時，屠呦呦被靈感擊中——古方上說：“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

然而，據屠呦呦的老所長、中藥研究所研究員姜廷良回憶，真實的實驗卻是繁復而冗雜的。沒有假期，沒有夜晚，根據古書指引，屠呦呦與課題組從1971年9月起，對既往篩選的重點藥物和幾十種新藥不斷轉換方式夜以繼日地篩選研究，對中草藥青蒿的提取實驗進行了191次，對瘧原蟲抑制率100%的醚中干才終于出現。

沒有提取器皿，就用7個大水缸，沒有通風系統，頂多戴個紗布口罩，長時間的實驗使屠呦呦得了中毒性肝炎，課題組的同事鐘裕蓉肺部長出了腫塊。鼻子出血、皮膚過敏……這些，都沒有嚇倒屠呦呦。反而，在1972年7月，她帶頭與兩位組員一起住進了東直門醫院，成為首批人體試毒的“小白鼠”。試驗一過，她又馬上帶著藥趕赴海南昌江瘧區，跋山涉水找病人。

最終，青蒿抗瘧的奧秘被屠呦呦課題組所發現，隨后，青蒿素、雙氫青蒿素、蒿甲醚……多個青蒿素類抗瘧藥先后誕生。至此，我國利用青蒿素抗擊瘧疾達到了新的高度。

“一位斯斯文文的江南女子竟然有這樣的膽識和氣魄！”現任中醫科學院院長張伯禮回憶那段艱辛的歲月，屠呦呦的表現讓許多人驚嘆。

1978年，屠呦呦領導的中醫研究院中藥所“523”研究組受到全國科學大會的表彰。1979年，“抗瘧新藥青蒿素”榮獲國家發明獎二等獎。

后來，隨著青蒿素藥物在全世界被廣泛應用，瘧疾患者的死亡率顯著降低，全球數百萬人的生命因此得到挽救，其中大部分是生活在全球最貧困地區的兒童。“青蒿素是傳統中醫藥送給世界人民的禮物。”這成為屠呦呦科學生涯中最大的自豪。

小女兒李軍記得，自己第一次對母親有清晰的印象，已是3歲多。“媽媽當時要傾全力研制青蒿素，只能將大姐送到托兒所長期全托，將我送回寧波外婆家，三四年才見一次，以至于大姐回來后很久都不愿叫‘媽媽’。”

對此，丈夫李廷釗卻最為理解，“一說到國家需要，她就不會選擇別的。她一輩子都是這樣”。

2015年，因發現青蒿素為人類健康所作出的巨大貢獻，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被授予85歲的屠呦呦。獲獎之時，腰腿的疼痛令她舉步維艱，旁人都以為她將不會出席當年12月在瑞典的頒獎典禮。然而，當年12月10日，在旁人的攙扶下，身著盛裝的屠呦呦站上了瑞典斯德哥爾摩音樂廳的舞臺。“這不僅僅是我個人的榮譽，更是中國科學家的集體榮譽，這也是標志著中醫藥走向世界的一項榮譽。代表國家，我就一定要來。”

“不要只貪念生活的寧靜，應該有面對暴風雨的勇氣”

接待一撥撥的記者，出席種種慶祝場合，一遍遍講述自己發現青蒿素的故事……廖福龍告訴記者，摘得諾貝爾獎后遭遇的熱鬧場面，與她質樸的性格相去甚遠。

少年屠呦呦喜靜，她的中學老師徐季子曾因此送給她這樣的鼓勵，“不要只貪念生活的寧靜，應該有面對暴風雨的勇氣”。長大后，屠呦呦仍是話不多，但一開口，就是實實在在。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科技司司長曹洪欣曾任中醫科學院院長8年。他告訴記者，在中醫所這些年，雖然屠呦呦已是學術前輩，但每每發言或討論問題，卻總是堅持站起來，“說問題，一是一，二是二，言簡意賅，容不得半點含糊，激動時還會拍桌子”。同事李連達院士也曾形容屠呦呦，“不會虛言，更不會說場面話”。

記得2004年春節，曹洪欣代表所里去屠呦呦家探望。一進家門，本是寒暄時刻，沒談兩句，屠呦呦就認認真真地對曹洪欣說，“曹院長，您現在最應該做的，就是把咱們中醫研究院發展為中醫科學院，這是我中肯的建議，別無其他”。

在獲得拉斯克醫學獎和諾貝爾獎的獲獎感言中，屠呦呦在展示青蒿素成就的同時，都不忘主動提起問題——青蒿素已經出現的抗藥性。在發言中，她大聲呼吁：“限制抗藥擴散，給我們的時間非常有限，遏制青蒿素抗藥的任務迫在眉睫。”同時她明確提出，全球一些地區大規模使用青蒿素預防瘧疾的做法，是產生藥物抗藥性的一種潛在因素，希望國際社會規范瘧疾治療方法，停止對青蒿素的藥物濫用。

2009年，她編寫的《青蒿及青蒿素類藥物》正式出版。作為科學家，她更愿意用這本260頁的學術著作來與外界對話。面對記者，她總是鄭重地拿出這本書，認真講解對青蒿素的發現與作用機制，而對于其他，卻言語訥訥。

屠呦呦常說：“科研不是為了爭名爭利。”2009年，中醫科學院推薦屠呦呦參評第三屆唐氏中藥發展獎，她一個電話打到曹洪欣辦公室：“我這么大歲數推薦我干嗎，要給年輕人！”去年年底聽聞北大想設立“屠呦呦新藥創新研究院”，屠呦呦又一再堅持不要用自己的名字，“我已經太張揚了”。

從瑞典歸來，屠呦呦帶回46萬美元獎金。2016年，她拿出100萬元人民幣捐贈給北京大學設立“屠呦呦醫藥人才獎勵基金”，又把100萬元人民幣捐給中醫科學院成立創新基金。

“我不在乎自己得獎與否，在乎的是這些獎項能夠激勵更多年輕人做好科技創新，加入中醫藥研發的工作，這便是好的。”屠呦呦說。

（本報記者 楊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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