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教育里有很多好的東西，我認為，最好的就是“經師易遇，人師難遭”的思想，即“經師”與“人師”是統一的，只做“經師”并不是合格的老師，既做“經師”又做“人師”才是合格的，也就是要教會學生“為人”“為學”“為事”。

■本報記者 王之康

自高考恢復至今，我國高等教育經歷了長達40年的快速發展期，克服了諸多困難，取得了諸多成就。但不可否認的是，當前，我國高等教育仍然面臨著諸多問題，比如人才培養質量下降。那么，應該如何理性看待我國高等教育過去40年的快速發展？何以解決當前的諸多問題？面向未來，又將書寫怎樣的高等教育新篇章？

為此，《中國科學報》專訪了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顧海良。

四十年積累大量中高端人才

《中國科學報》：在過去40年中，我國高等教育無論是發展速度還是發展歷程，在世界高教發展史上都不多見。這期間，我國在高端人才培養領域的發展有何特點？

顧海良：高速，可以說是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最大特點了。

其實，在前20年里，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相對比較平穩，高速發展主要是1999年高校擴招之后。

當時，我國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是9.8%；而據教育部2018年發布的《2017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目前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達到了45.7%。預計再過兩年，我國就要跨過大眾化教育階段了。實際上，《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的目標是2020年毛入學率達到40%，現在來看，我國2020年將會超過50%，進入普及化教育階段。

從全世界來看，沒有哪個國家有過這樣的發展歷程——在20年時間里，從精英教育的中端走過大眾化教育階段，進而走進普及化教育階段。現在，我國在校大學生規模已經是世界第一了。

《中國科學報》：您覺得，40年高速發展為我國高等教育帶來了什么？

顧海良：從現在來看，在過去40年里，我國高等教育取得的最有價值的成就，就是讓我國實現了從人口資源大國向人力資源強國的轉變，解決了全世界所有發展中國家在中等收入階段難以解決的一個問題——中高端勞動力的缺乏。

如今，大家對“中等收入陷阱”也許并不陌生，但在1999年我國開始高校擴招時，這一名詞尚未產生。目前從全世界來看，我國的中高端勞動力儲備是最多的，這不僅讓我國跨過了“中等收入陷阱”，也為現代發展打下了非常堅實的基礎。

說到底，我國是中高端勞動力供給在等產業提升，而非產業提升去尋找中高端勞動力。須知，中高端勞動力的培養至少需要十五年，而產業提升卻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出現。教育不能超前發展，產業結構提升時，就必然出現中高端勞動力供給不足的現象。中國高等教育的“超前”發展，使我們現在能有比較充裕的中高端勞動力供給，為產業的中高端發展提供了最重要、最寶貴的資源。同時，我國高等教育雖然是高速發展，但并沒有走依附發展的道路，而是自主發展，形成了完備的高等教育體系，這對今后的長遠發展來說是大有裨益的。

世界高等教育的發展實際上只有兩條路，一條是自主發展，一條是依附發展。很多發展中國家都是依附發展，即教師從發達國家引進，需要什么高端人才就依靠國外培養，形成不了自己國家的高等教育體系。這樣就不可能走出發展的困境，最后形成不了適合于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完備的高等教育體系。

人才培養質量問題須理性看待

《中國科學報》：過去40年，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固然取得了諸多成就，但人才培養質量卻廣受詬病，“大學生干了高中生的事，研究生干了大學生的事”就是一個例證。對此，您怎么看？

顧海良：高校擴招之前，我國高等教育的規模變化并不大，質量是不斷提高的。高校擴招之后，從整體來看，質量也是不斷提高的，尤其是“985工程”“211工程”高校的學生培養質量，但平均質量下降也是事實。

我認為，這個問題要理性看待。

打個比方，以前是精選產生的1萬人跑馬拉松，速度都很快；現在是5萬人跑，因為基數增大了，平均水平肯定有所下降，但這5萬人中的至少前1萬人，水平并不會比之前的1萬人差。

還要知道，現在講的高等教育質量是一個整體概念，不能要求用一把尺子評價不同辦學類型、層次高校的質量，大眾化教育階段高校質量評價的分類型、分層性已經是個慣例。所謂質量，主要還是與培養目標相一致，不同辦學類型、層次的高校應該有不同的質量標準。但現在的情況是，所有高校都是一個衡量標準。

如今，我國把人才培養質量放到了第一位，是意識到數量到一定程度了。現在采取的一個主要方式是，盡量調整高等教育結構，加強職業性、應用性高等教育方向發展，這就使高校辦學方向明確了，有的辦成研究型，有的辦成應用型等，質量評價標準也就多樣性了。

大家慢慢意識到，不要千校一律，也不可能；不要一把尺子來衡量，也不現實。所以，談到提高人才培養質量，最主要的還是就人才培養目標而言的質量，要解決人才培養的多樣性和人才評價質量的多樣性問題。

《中國科學報》：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國高等教育人才培養質量平均水平的下降？又該如何解決這一問題？

顧海良：雖然是我國高等教育人才培養質量整體上在不斷提高，但在當前，最急需解決的還是人才培養質量問題。因為它不僅關乎當下，更關乎未來。

人才培養質量平均水平的下降，可以說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高校教師隊伍建設沒能跟上高等教育的高速發展，另一個原因是專業結構拘泥于已有學科目錄，未能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而適時調整。

我在本世紀初就曾說過，中國高等教育的成敗，關鍵在于教師，在于師資隊伍建設。現在來看，這一觀點還是對的。

要解決高等教育人才培養質量的問題，除了從上到下加強教師隊伍建設之外，也要給予高校一定的寬松環境，使其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來發展，教育主管部門也應該給予指導性的管理方法，而非指令性的管理辦法。

實際上，當前教育主管部門的指令性管理辦法很多，比如能辦什么與不能辦什么、取消什么與增加什么、申報什么與批準什么等。這是需要改正的。

另一方面，國家有關部門，包括教育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發展改革委等，還應制定中國未來人才結構變化的規劃，強調就業結構的預測。這樣，高校就可以相應地來制定更加切合實際需要的發展規劃了，避免盲目跟風，突出反映不同學校特色、優勢的高質量的人才。

理想人才應該責任與擔當同在

《中國科學報》：未來，您覺得我國高等教育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

顧海良：我認為，中國高等教育的理想人才，就其共同性來說，應該具備社會責任和社會擔當。

我國要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其內在的也是社會責任與社會擔當，因為這并不是對個人前途的判斷，而是對國家責任和擔當的判斷，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對其精英人才培養的一種期望，其實也是世界各國高等教育發展堅守的理念。

但從目前來看，我國在這兩方面的教育是比較缺乏的。比如，一些大學校長在畢業典禮上給學生上的“最后一課”，提及社會責任和社會擔當的并不多。要知道，只有有了社會責任和社會擔當，才能把科學精神、人文精神等貫徹到底。

所以，從學生入學第一天到最后走出校門那一天，社會責任和社會擔當都應該貫穿教育的始終，而且也要與專業教育結合起來。

《中國科學報》：具體來說，應該如何培養具有社會責任和社會擔當的人才？

顧海良：2019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提出，學生要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強調的就是責任和擔當。用更明確的話來說，就是要立德樹人，把“立德”放到“樹人”的整體過程和各個環節中去考慮，而不是將兩者分開。

以前講“德育為先”，強調的是“德”的重要性，其實“德”是不可能脫離智、體、美、勞而“先”行的。立德樹人強調的是德育要與教育的全過程、各環節結合起來，強調的是全程育人、全員育人。現在缺乏的是這一“過程”和“環節”的協調性和統一性。有的老師認為，只要把專業課講好就可以了，但須知，專業課里也應該包含責任和擔當教育，也就是把德智體美勞融合在一起，加強學生的全面發展。

中國傳統教育里有很多好的東西，我認為，最好的就是“經師易遇，人師難遭”的思想，即“經師”與“人師”是統一的，只做“經師”并不是合格的老師，既做“經師”又做“人師”才是合格的，也就是要教會學生“為人”“為學”“為事”。換句話說，就是教師要提升自己的學術魅力與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