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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二細三剛性”是目前國標最明顯的問題。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教師教學的自主權，也影響了學生的個性發展，而降低自主空間也就相應地降低了創新的可能性。

■本報記者 溫才妃

“你是來問《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類教學質量國家標準》這本書的吧？這幾天的電話都是來打聽（這本書）的……”電話的一頭，高等教育出版社工作人員心領神會地對《中國科學報》記者說。

1月30日，教育部發布了《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類教學質量國家標準》（以下簡稱國標）。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吳巖表示，此次發布的國標涵蓋了普通高校本科專業目錄中全部92個本科專業類、587個專業，涉及到全國高校56000多個專業點。

據稱，這是我國政府向全國、全世界發布的第一個高等教育教學質量國家標準。

適逢寒假，不少關心開學后專業建設的教師，爭相向高教社打聽出版情況。而事實上，早于這些詢問，國標的出臺與否就在高教界人士中引起了爭議。其中，不乏有這樣一個疑問——國標的制定，是否會影響創新人才的培養？

“種瓜得豆”的概率下降

科幻小說《三體》中，三體文明用兩顆智子鎖死了地球科技的進步。人類想要在科技上有質的進步，必須通過粒子加速器研究微觀粒子結構，而智子的出現擾亂了對微觀粒子的研究結果，從而從根本上阻滯了技術的進步。

據悉，國標的出臺是為了規范基本的本科專業教學行為，是兜底標準。后期還將陸續出臺合格標準、卓越標準，共三級認證。然而，客觀上是否會影響到其宣稱的“保底不封頂”，尤其是“不封頂”，不禁讓人產生疑問。

中國教育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指出，“一多二細三剛性”是目前國標最明顯的問題——多，涉及全部92個本科專業類、587個專業，從前有大類要求，現在進一步到專業；細，要求具體細致，因而易使得某些學校某些方面難以企及；剛性，要求高校必須執行，否則會影響專業開設。“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教師教學的自主權，也影響了學生的個性發展，而降低自主空間也就相應地降低了創新的可能性”。

尤其是文科人才的產生，當中充滿了諸多變數，對此，儲朝暉深有感觸。學物理出身的他年輕時很羨慕教育學專業的同學，但如今回過頭來看，當初只學教育學的同學解決問題、對問題的判斷已難以跟上時代，反而學物理讓他在教育領域不斷有新的靈感。“國標將來遇到的問題，就是當年教育學專業學生遇到的問題。”

在他看來，人才特別是文科人才的成長，第一要素是自主性，即主動確定自己成長的發展方向，高校只是為其提供條件。

這并不是個案。北京大學教育學院研究員盧曉東舉例，實際上，棄醫從文的馮唐、外文系出身最后成為“國際刑警組織終身名譽副主席、中國警察協會副主席”的朱恩濤等皆是如此。“創新人才的產生充滿了不確定性，而國標將不確定變為更加確定的行為，這非常類似《三體》中的智子，將種瓜得豆的概率縮小了，將具有‘怪僻性’的創新人才的出現概率降低了。”

源于工業生產的邏輯

如今，新工科建設在高校中如火如荼。新工科的推進也將誕生一批“計算機+”專業，加號后面充滿的未知，成為創新型人才培養的秘境。

而此番左右國標的卻是與新工科截然不同的邏輯。“國標的邏輯源于工業生產邏輯，將‘制器’的標準置于‘育人’。”盧曉東解釋，所謂的“質量標準”是工業產品生產、檢驗和評定質量的技術依據，包含多環節的、系統的質量保證標準和管理規范，是一種確定的行為。

在他看來，國標更加適用于訓練行為技能為主的專業，如高職專業，本科中的軍事學類專業、工學類專業、醫學類專業等。“適用的前提是該職業領域處在范式穩定期，即知識和技術非常穩定的時候。”

然而，在顛覆性技術持續出現的當下，國標的出臺存在很大的隱憂。盧曉東舉例，一名感光材料專業的學生按照國標要求，把專業知識吃透，畢業后被該領域最好的柯達公司錄用，隨著產業的蕭條，如今也許已經失業。

華東師范大學國家教育宏觀政策研究院研究員侯定凱指出，國標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兩三年一改并不大可能。“不作規定，教師在課堂知識更新上可能更靈活；統一規定出臺之后，限于課時數，教師授課‘舊知識繼續上，新知識進不來’的局面還將延續。”

并不是要否認兜底標準的必要性與重要性，甚至“回歸教學”在當下我國的高等教育中需要特別強調。在采訪中，多名高校教師向記者反映，二、三本院校亟須質量標準，改變專業教育中注水的現狀。這才有了開頭國標出臺，高校爭相購書的場面。

“只是‘一多二細三剛性’的國標，在某種程度上已忽略了差異性與靈活性。”儲朝暉說，比如，東部高校與西部高校、綜合性高校和單科性高校、“985工程”“211工程”高校與普通高校，其外在環境與標準的差異；諸如國外高校專業認證，一種可能性達不到，在一定條件下有另外一種或多種可能性實現互補的靈活。

行政推動下的國家標準

不久前，儲朝暉走訪了一所職業中學，該校的經費使用被框得很死，按財政上的規定，每名教師的培訓費用僅有幾百元錢，顯然無法執行下去。“教育部和財政部均有標準，不同部門的標準還會相互打架，那么打架的時候按誰的執行呢？”一時無解。

“一刀切的標準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誰來辦大學，是行政辦大學，還是專業辦大學？”儲朝暉說。

從上世紀50年代始，對口行政主管部門、教育部就對高校專業設置、建設有所要求，但并未上升到國家標準層面。此次歷時4年，多番論證的國標盡管被一些學者建議懸擱，形成辯論多聽取反對意見，但在行政的推動下還是最終出臺了。

戴上國標的“高帽子”，無形中為高校教師的創新增加了阻力。盧曉東曾給高校教師上課，有些觀點往往會被教務處教師以“不符合教指委的規定”提問。

“高校教師實際上并不積極創新，因為創新更加艱難和費力，并且存在不確定性，冒著很大的風險。現在冠以比教指委的權威更大的國標名義，更為教師不去創新提供了制度依據。”盧曉東說，“試想，如果大學里幾位具有領先思想的教師提出專業課程方面的創新觀點和行動路線，但其他大部分教師、行政人員卻提出：‘你們的創新觀點根本不符合國標。’在基層，那些少數教師還能堅持去創新嗎？”

道家強調“無為而無不為”。在盧曉東看來，創新的生態應是教育部的“無為”和“少為”，給高校的創新發展以及緩慢而堅實的進步以自由空間，來促進高校的自我發展與進步，進而產生沖突之后的彼此協調，形成一種自我約束、不斷進步和多樣化的創新生態，“這是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理想的，但并不現實的世界”。他有些悲觀地說。

侯定凱則認為，從積極意義上說，一種健全的教學生態和文化，可以在國家層面反復強調和推進下逐步建立起來。“如果政策執行得當，我們可以預期，大學的教學管理將更為透明和規矩，教學支持將更多得到制度保障，教師教學行為的監督和提升將更有依據，學生也將從更加可預期的教學環境中得益。”

政府應提供落實的保障

在國標發布的同時，吳巖表示，決不能讓標準束之高閣，并言明新一屆教指委最重要的一項任務，就是把國標學好吃透，用國標指導全國高校開展專業建設。

相應的，執行難也是本次采訪中，專家們普遍的擔憂。記者了解到，此次國標的一大特點是既有“定性”又有“定量”，既對各專業類標準提出定性要求，同時包含必要的量化指標。

“量化與非量化二者的結合，本意是體現標準的靈活性。但執行過程中可能會出現兩個極端——量化的部分被執行得過于死板，非量化的部分則被虛化。”侯定凱說。比如，規定要充分保障教學設施設備，在執行層面如何判斷“充分”與“不充分”，各學校都有自身的理解。圖書資源無法按傳統的配置標準進行，在無紙化時代，電子資源增多，規定太死反而會造成資源浪費。“拿捏不當容易成為操作層面的束縛。”

除此之外，支撐一項政府改革更多需要相應的制度保障和資源配置。侯定凱表示，如果這兩方面不跟進，更多自上而下的規范，給一線教師的感覺就是“額外工作”，制度推行起來必然會遇到阻力。

事實上，并不是說政府給了壓力，高校、教師就能自動轉化為動力。“政府應為政策落實提供相應的制度保障，而不是單純要求高校和教師作出承諾，更重要的是將政府自身的角色變革納入其中。”侯定凱說。

然而，政府習慣性作為監督者身份示眾，做決策時很少考慮到自身應該做什么調整。“政府對大學教學的支持力度，應該成為國標的一部分。國標的落實需要配套政策，特別是應該對政府、高校、教師在大學教學質量保障中的責任清晰化。如此，既方便新政的推行，未來發現問題時，也更容易確認哪一環節出了問題。”侯定凱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