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2016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召開，頒發了包括最高科學技術獎在內的五項國家級科研獎勵，其中國家自然科學獎由42個科研項目摘得，“大亞灣反應堆中微子實驗發現新的中微子振蕩模式”項目獲得唯一的一個一等獎。

此次評獎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但可能少有人知道，今年距離首屆國家自然科學獎（當時稱作“中國科學院科學獎金”）頒發恰好60年。

見證新中國科技發展歷程

1957年1月，“中國科學院科學獎金”評選結果公布，這是新中國第一次頒發國家科學獎金。當年共有34項成果獲獎，其中，華羅庚、吳文俊和錢學森三位科學家獲得一等獎。該獎雖然由中國科學院組織評審，但實際上面向全國科技界，因此后來被追認為首屆國家自然科學獎。首屆之后評獎中斷，直到1982年舉辦第二屆。從1987年舉辦第三屆開始，該獎每兩年評選一次，到1999年之后改為每年評選頒發一次。

60年的時間，國家自然科學獎見證了新中國科學發展的歷程和變化。首屆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獲獎項目均為獨立完成人，此后頒發的一等獎獎項絕大多數都是集體成果，包括1982年獲獎的“人工全合成牛胰島素”“大慶油田發現過程中的地球科學”等項目。其中，研究團隊最為浩大的獲獎項目之一當屬2009年獲一等獎的“《中國植物志》的編研”，該項目由四代科學家歷經45年完成，參與研究的單位有146個，作者312位，繪圖人員達到164位。本次獲獎的大亞灣中微子實驗項目組也有著270余人的龐大團隊。

在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王揚宗看來，這種現象體現著整個科學研究方式發生的變化。“從小科學到大科學，從精英的科學到大眾的科學。”王揚宗說，“如今，大規模的科研項目越來越多，人員和經費也更充足。”

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研究員李真真對此表示贊同：“隨著專業細分程度逐漸增強和科學問題愈加復雜，科學研究越來越需要合作，項目合作加強、研究團隊變得龐大就成為了一種趨勢。”

讓同行評議真正發揮積極作用

2016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的評審把回歸“推薦制”作為一條主線，在拓寬推薦渠道的同時，強化推薦主體責任。本屆評審明確要求推薦意見、項目介紹和客觀評價內容必須由推薦方如實出具，其他內容現階段雖然可以由完成人等提供，但也必須由推薦方審查并承諾對真實性負責，推薦單位和專家原則上要親自參加答辯。

“推薦制在科學共同體內部越來越成為共識。”李真真說，“它能規避自報評獎的弊端，在入口就形成公正的狀態。”

在王揚宗看來，同行評議能夠發揮關鍵作用是確保評獎質量的重要因素。“以首屆國家自然科學獎為例，當時華羅庚先生的‘多元復變函數論及代數數論’的工作有16篇論文，有人認為其可得‘三個二等獎’，但不能得一等獎。后來在討論過程中，大家認為華羅庚的工作主要在多元復變函數方面，是國際領先的工作，最后確認他的成果‘典型域上的多元復變函數論’應列為一等獎。”王揚宗介紹說，“華羅庚也是很有個性的科學家，在對其研究上報的推薦表上，華羅庚指定的成果鑒定人竟然是他的學生龔昇和陸啟鏗。他們當時都才20多歲，初出茅廬。但在華先生的眼里，他們最理解他的成果。最終，他們的鑒定得到了其他資深專家的認同。幾十年后，‘多元復變函數論’被丘成桐等人認為是華羅庚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也是華人數學家在20世紀做出能超越西方或與之并駕齊驅的三項工作之一。60年前的評審專家就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是很了不起的事情。由此可見，在當年的評獎過程中，同行評議能夠起到關鍵的作用。”

如何保證同行評議能夠真正發揮積極作用？李真真認為，建立公正、透明的評獎程序，重構科學共同體內的信任關系和塑造良好文化環境，讓評獎回歸科學本體尤為重要。

“報獎成了一個產業，評獎成了一片江湖，那是非�？膳碌摹４罂茖W帶來了多元價值的博弈，也帶來了各種利益的沖突。尤其各種利益集團的形成，正在破壞科學共同體內部的信任關系。如果這種信任關系被消解，評獎的成本將會非常高，對整個科學的文化環境產生惡劣影響，被破壞的環境下將更有利于利益團體的運作，形成一個惡性循環。所以，關鍵在于我們如何通過有效的程序及規則來避免利益集團運作和干擾評獎，進而重塑建立在良好信任關系基礎上的文化環境。”

把評獎放在陽光下

當然，在評獎過程中，評審專家也會有一些爭論。據王揚宗介紹，難得的是，早年評獎過程的記錄，尤其是首屆評獎的關鍵材料，都得以保留至今。“包括報獎過程、評審專家的歷次討論和評價等。這讓我們看到了當時評獎的完整過程。”王揚宗說。

在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所教授劉兵看來，保證評審機制的公正、權威、有透明度，正是樹立國家自然科學獎良好社會形象的關鍵。“比如諾貝爾獎，當然其透明度也不夠，在頒獎前后也會引起爭議，但是它的評審過程、評審資料都有封檔和存檔，會在一定時期后解密。中國自然科學獎也應在這方面予以加強，這對研究當代中國科技史很重要。”劉兵說。

對此，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工作辦公室等評獎機構也正在作出努力。2015年國家科學技術獎初評結束后，獎勵辦即召開公示發布會，獎勵辦主任鄒大挺介紹說，2015年國家科學技術獎評審工作與往年相比有兩個“首次”：一是首次與初評結果一起，公布了參加初評會議的54個通用項目專業評審組的全部專家名單；二是首次開展了經濟效益真實性核查試點。

“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隨著科技獎勵制度改革的不斷深化，評審工作公開透明、全方位接受社會監督是一個趨勢。是否公開專家名單、如何公開最科學，獎勵辦前前后后研究了三年。今后公布會評專家名單將作為一項制度長期實施。”鄒大挺說。

社會關注度仍大有可為

從1957年至今，國家自然科學獎共頒發26次，一等獎共有12次空缺。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工作辦公室有關負責人在剛剛結束的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期間表示：“近五年來，國家科學技術獎評審向著公平、嚴格的方向發展，自然、發明、進步三大獎的平均數為307項，與上一個五年平均數355項相比，減少了48項。特別是2015年和2016年，三大獎總數都已控制在300項以下。”

在王揚宗看來，“寧缺毋濫”的態度也是保證評獎水準的重要原因。這樣的標準在首屆國家自然科學獎的評獎過程中就已達成共識，即獲獎名額“一般應從嚴，特別是一等獎寧缺毋濫”，科學獎金應主要依據學術上的創造性進行評比，不應夾雜著資歷、學術地位等其他條件。

“為了鑒定有關成果的國際水平，當時的專家們進行了認真的文獻調查。”王揚宗說，“如化學方面，對于蘭州大學教授朱子清等人的貝母植物堿工作，最初曾估計可列一等獎，后來認為其化學結構合成工作尚未開始，只能得二等獎，再后來進一步考慮國際上能做結構工作者頗多，而他們的工作在結構方面也未能完成，最后建議列為三等。這樣的情況還有很多。所以在60年之后，當時獲得一等獎的三項工作經過了時間的淘洗，仍然屬于中國現代科學家在20世紀最具代表性的工作之列，當年的評審工作也經受了歷史的檢驗，是嚴謹的，令人尊重的。”

在首屆國家自然科學獎評選之時，評審專家就達成共識，為了維護該獎作為國家最高科學獎的權威性，得獎成果代表著我國的科學水平，一方面一定要以國際水平為尺度，另一方面也要照顧到我國的具體情況，充分發揮科學獎金對于科學研究的推動和促進作用。

“屠呦呦并沒有獲過國家自然科學獎，但是獲得了諾貝爾獎。當然這并不能說明國家自然科學獎存在問題。但也要看到，國家自然科學獎不應該是一個孤立的獎。如果我們國家自然科學獎沒有評出的獎項，頻頻獲得世界級的大獎，會讓該獎項的含金量貶值。這是值得注意的一個問題。”劉兵說。

國家自然科學獎代表著我國科技的最高水平，但與諾貝爾獎等相比，該獎的公眾關注度還是不夠。在劉兵看來，這與該獎項的重要性不相稱。“從公眾理解科學的層面講，要樹立該獎的公眾社會形象，在傳播力度和效果上還大有可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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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獲獎者的“不完全梳理”

梅開二度者

本次獲得最高科學技術獎的中國科學院院士趙忠賢，此前曾兩次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分別為1989年的“液氮溫區氧化物超導體的發現及研究”和2013年的“40K以上鐵基高溫超導體的發現及若干基本物理性質研究”。

在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的評選歷史上，如此梅開二度的科學家還有一些。比如，生物化學家鄒承魯以“人工全合成牛胰島素”主要完成人的身份獲得1982年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5年后，他又憑借在“蛋白質功能基團的修飾及其生物活性之間的定量關系”方面的研究再度奪魁；植物學家王文采則憑借“《中國高等植物圖鑒》與《中國高等植物科屬檢索表》的編寫”和“《中國植物志》的編研”兩大項目分別獲得1987年和2009年的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

拒絕者

1957年首屆國家自然科學獎獲獎成果共34項，本來還有一項成果被評為三等獎，但因被原定獲獎者、古生物學家、中科院古生物所所長斯行健拒絕而放棄了。

那次評獎，斯行健報了一項成果《陜北中生代延長層植物群》。在書中，他率先指出了我國中生代植物群演替規律，并提出了我國中生代陸相地層的劃分方案。這是他總結多年古植物研究心得，為石油地質服務的心血之作。這項成果被評為三等獎。斯行健在公布之前知道了評獎結果，十分失望，他立即表示“要求撤回，不然就要停止工作”。雖然經竺可楨等中科院領導的說服工作，但斯行健最終還是希望撤下自己的名字，認為三等獎對于他不是鼓勵，而是打擊，不必再考慮。1964年7月，斯行健病逝，終其一生也未獲國家科學獎。國家自然科學獎恢復舉辦后，斯行健參與過的兩項成果被他的同事和學生報獎，獲得過兩次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

唯一的外國人

1982年，英國生物化學家、科技史家李約瑟等人編著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李約瑟因此成為該獎設立以來唯一一名獲獎的外籍人士。

1954年，李約瑟寫作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在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后發展成七大卷20余冊，內容囊括中國的數學、物理、生物學、醫學、農學、工程學、軍事技術等方面，對重新認識中國古代科學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李約瑟難題”引發了海內外學者的諸多討論，至今不絕。

1994年，國家科學技術獎開始設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并于1995年開始評獎，專門授予那些對中國科學技術事業作出重要貢獻的外國人或外國組織。

中學物理老師

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的獲得者向來不乏來自研究所、高校的知名科學家。然而，1987年，一名看似普通的中學老師也躋身了一等獎得主的行列，他就是包頭市第九中學的物理教師陸家羲。

陸家羲長期從事組合數學研究，1961年完成《柯克曼四元組系列》論文，后專攻“斯坦納系列”，創造出獨特的引入素數因子的遞推構造方法，1983~1984年間在國際期刊《組合論雜志（A輯）》發表了6篇“論不相交的斯坦納三元系大集”論文，解決了多年來困擾組合設計領域學者的國際難題。

1983年10月，陸家羲到武漢參加中國數學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人們對其研究成果驚嘆不已。會議結束后，陸家羲從武漢回到家中，卻因勞累一病不起，再也沒有醒來，年僅48歲。

最受爭議項目

2014年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授予了中國工程院院士張堯學團隊的“網絡計算的模式及基礎理論研究”，獲獎理由是該研究在國際上率先提出透明計算的新概念，突破了馮·諾依曼結構的局限，成功研制出了具有獨立知識產權的超級操作系統和一系列具有原創性與系統性的重大創新成果，對促進我國計算機及相關產業轉型升級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然而，這一項目獲獎的消息卻引來了強烈的爭議。有相關領域的研究者就獲獎者脫離科研一線十幾年、成果重復“云計算”無創新、論文引用情況表明缺乏國際影響等提出質疑，指出這一研究工作與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的得獎標準相去甚遠，并引發了對國家自然科學獎評獎標準和過程的討論。

（艾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