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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樂山:新中國幼教拓荒者

時間:2012-12-27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91boshi

  盧樂山

  1938年,盧樂山獲得燕京大學學士學位。

  上世紀40年代末,盧樂山和丈夫雷海鵬在成都樹基兒童學園。

  盧樂山與北師大幼兒園師生共度幼兒園95歲生日。本版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人物簡介 盧樂山,1917年生于天津,祖籍湖北沔陽。出身教育世家,北京師范大學學前教育系教授,新中國學前教育學科的重要奠基人。早年就讀于南開女中。1934年考入燕京大學學習幼教專業,1945年在成都獲得燕大碩士學位。本科畢業后陸續執教于天津木齋學校、北京協和幼稚園等,1948年赴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兒童研究所進修。1950年回國,從1952年起擔任北京師范大學學前教育專業首任教研組主任,為新中國學前教育的學科創建和人才培養做了大量開拓性的工作。1982年成為我國第一批學前教育專業碩士研究生導師。著有《蒙臺梭利的幼兒教育》一書,這是我國第一部系統介紹蒙臺梭利教育的專著。主編有《學前教育原理》《家庭優生、優育、優教知識》《中國女性百科全書》《中國學前教育百科全書》等。此外還有譯著多種,晚年出版有《盧樂山文集》和《盧樂山口述歷史:我與幼兒教育》。

  曾任第六屆民盟中央委員會常委兼婦女委員會主任、第六屆全國婦聯副主席、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一任全國家庭教育學會會長、中國學前教育研究會顧問、中國老教授協會學前教育研究所名譽所長、北京市幼兒教育研究會副理事長等職。

  “一定要趕回去,給‘媽媽老師’祝壽。”今年六月,年逾古稀卻仍為教育事業奔波的心理學家林崇德心里不時念叨著這句話。為此他壓縮行程,匆匆從上海折回,一下飛機,便冒雨趕回了學校。當走到北京師范大學英東學術會堂門口,遠遠地看到主席臺上熟悉的身影時,林崇德臉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此時,95周歲的盧樂山端坐在主席臺上,一如她平日的溫婉、慈愛和謙遜。臺下,從各地趕來的白發蒼蒼的已當了教授的老學生們,與身著學士服、即將奔赴祖國四方的學前教育免費師范生們,五世同堂。他們手里捧讀的,是95歲高齡的盧樂山剛剛奉獻給學前教育的一份大禮——《盧樂山口述歷史:我與幼兒教育》。正如教育史家徐梓所說:“盧先生一家,是百年中國幼兒教育的一個縮影,盧先生一生,是中國現代幼兒教育的見證。”這不僅僅是一部個人自傳,這是小至一個學科,大到一個國家、民族光榮和夢想的故事……

  接續祖輩的夢

  時光回溯到盧樂山出生前十二年,光緒三十一(1905)年夏天,嚴氏女塾的學生,盧樂山的母親嚴智閑,正在天津城西北角的嚴宅和姐妹們玩沙包,這一年,她未滿14歲。令嚴智閑驚奇的是,繼父親嚴修兩次赴日本教育考察之后,今年家里忽然漂洋過海來了位年輕的東洋女子,住在家里大有不走了的意思。姑姑跑前跑后照料,母親天天親自陪同吃飯,就連自己那身為直隸學務處總理、且馬上就要榮升為學部侍郎的父親大人也對這位名叫大野鈴子的日本女子恭敬有加。很快,嚴宅的中央位置蓋起了一座活動室,用玻璃做的頂部,高大的窗戶,寬敞、干凈、明亮,墻角邊擺著一架風琴,四周掛滿了各種動植物的掛圖。大野鈴子入主其間,登堂當起了教習,主講幼兒保育、音樂、手工和兒童游戲。姑姑華嚴淑琳作監督,夫子先生張伯苓和剛從日本留學回來的長兄擔任普通課教習。不多久,嚴智閑便接到父親的指示,自己和姐姐嚴智蠲、嚴智圓以及張祝春、劉清揚、韓升華、韓詠華等女學同學悉數被派往其間學習。這座被時人稱為“嚴氏保姆講習所”的機構,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幼兒師范性質的教育機構。同年冬,附設的蒙養園也建了起來。自此,三年前嚴修第一次游歷日本時,在日記本中暗暗記下的“甚矣,幼稚園之為益大也”的感嘆,終于夢想成真。就這樣,中國學前教育史上,永遠地刻上了創辦人嚴修及其“嚴氏保姆講習所”的名字。

  也許是英雄所見略同,兩年后的光緒三十三(1907)年,盧樂山的祖父,時任直隸首任提學使的盧靖也開辦了“盧氏幼稚園”。同在天津城的嚴、盧這兩株幼兒教育幼苗互相護持,不斷擴大影響,推動天津的幼兒教育走在了晚清中國的前列。

  再之后兩年,嚴修、盧靖這兩位中國幼教事業的功臣,結成兒女親家——盧樂山尚未出世,便與幼兒教育結下了不解之緣。由于祖輩的影響,盧樂山的父母一輩和姐妹中從事幼兒教育的非常多。每每追述這一段歲月,一向低調、謙遜的她也止不住心中的自豪:“外祖父肯跟孩子玩,有時也教我們娃娃游戲”;“我小時候學過的《公雞打鳴》等歌曲即由大舅父嚴智崇翻譯,民國時期在幼稚園流傳很廣”;“母親是嚴氏女塾和保姆講習所的第一屆學生,畢業后在北京蒙養園任教,她屬于我國最早的一批學前教育工作者”;“姑姑盧定生去了美國,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學的就是幼稚教育”;“我的兩位表姐嚴仁菊、嚴仁清,她們倆在北京貝滿女中附屬幼稚師范學校畢業后都教幼稚園,仁菊在我們盧家的幼稚園教,仁清在嚴家的幼稚園教”……當問到當初為什么選擇幼兒教育作為自己一生的事業時,盧樂山并不直接回答,總是微笑著把上述話再說一遍。在她看來,自己學習幼兒教育,那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就像子承父業,責無旁貸一樣。

  從燕京走上幼教路

  “燕京是我最喜歡的學校。”一提到燕京大學,盧樂山開宗明義先拋出這句話,眼中流露出奇異的興奮,“她給了我一個終身為之的幼兒教育專業。從燕大第一學年起,我正式跨入幼兒教育行列,之后就再也沒有離開過幼教事業。”

  在經歷了南開女中六年的學習生活之后,1934年,年僅17歲的盧樂山考上了燕京大學。燕京大學在司徒雷登多年的苦心經營下,成為民國時期發展最快、辦學最成功的教會大學,此時正值鼎盛時期。當時的幼兒教育師資,基本上還是依靠中學程度的各地幼稚師范學校提供。燕京大學則于1932年在全國率先開設了幼兒教育的本科專業。得知燕京有幼教本科專業后,盧樂山立即選擇了幼兒教育作為自己的主修。雖說燕京幼教剛剛創建,師資較弱,但教育系陣容強大,人才濟濟。校長陸志偉先生親自給本科生上普通心理學,司徒雷登的助理劉廷芳講授教育心理學,文學院院長兼教育系主任周學章講教育概論和教育測量學,美國人、教育系創系主任高厚德講授教育史。

  而盧樂山最有興趣最喜歡的課,要數夏仁德(Randolph C.Sailer)先生講授的心理衛生課。這門課包含夏仁德在多年的教學中收集的個案研究范例,對盧樂山非常有啟發。尤其是在教學過程中,夏仁德對每一位學生都要進行個別談話,共同分析他們的個人作業。在與夏仁德的交流中,盧樂山吐露了自己一向只知道聽話、依賴性強、遇事退縮,對自己學習和日后的工作缺乏自信的困惑。夏仁德仔細分析后,認為盧樂山選擇學前教育專業是非常合適的。因為大人在小孩子面前不會有依賴心理,和幼兒相處可以鍛煉自己的獨立工作能力,增加自信和勇氣。夏仁德的鼓勵給了盧樂山動力,極大地堅定了她對從事幼教工作的信心。

  大四那年,本該在校內附屬幼兒園實習的盧樂山,忽然有了一個大膽的計劃。她看到校內幼兒園里的孩子大多是大學教師子弟,他們家庭條件好,有教養,懂禮貌,愛清潔,又在幼兒園里受到良好的教育,過著愉快的生活。但校外成府街上有些貧苦人家的孩子,整天在外邊閑游、打鬧,身上很臟,有了鼻涕用袖子抹,有時見了人還說些臟話,往人身上吐口水。而家長對這些小孩一般不管,看見小孩闖禍了,就“啪啪”打兩個耳光,轟開就是了。“我就感覺燕京大學這墻里邊和墻外邊差距太大了,如果我們不去主動教育的話,這些窮人家孩子是沒有機會也上不起學的,甚至連他們的父母也不覺得有這個需要。”想起祖父、外祖父以及老師們平日的教誨,盧樂山暗自下了決心。

  于是在老師曾繡香的鼓勵下,盧樂山和同學葉秀英在成府街上辦了一個短期半日制的幼兒園。為了讓這些“野”慣了的孩子樂意接受教育,除了提供一些食物外,盧樂山開始嘗試與孩子們建立感情,于是做家訪,為孩子們洗澡、換衣服,帶孩子們出去玩。成府街上愿意把小孩送來的家庭越來越多,年輕的盧樂山第一次切身體會到了幼兒教育的意義和樂趣。而當初老師曾繡香“應當先到幼兒園去做些實際工作,多接觸孩子,然后你才有資本當幼兒師范學校的教師”的建議,也被盧樂山一遍遍地傳遞給了她的學生們。

  獻身新中國幼教事業

  1950年,當得知自己懷有身孕的消息后,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兒童研究所進修的盧樂山和丈夫雷海鵬立即下定決心——“一定要把孩子生在國內,做個完完全全的中國人”。當時盧樂山的姐妹等眾多親戚都已在北美定居,盧樂山不顧勸阻,毅然拖著六個月的身孕,登上了歸國的船。剛到北京,她便收到了北師大保育系的聘書。

  1952年的院系調整,把剛從海外留學回來的盧樂山,推上了北師大學前教育教研組首任主任的重要位置,這一干,就是二十六年。當時,為了充分利用蘇聯專家坐鎮的得天獨厚的優勢,發揮師范院校排頭兵作用,多培養教師以支援國內各兄弟院校,北師大學前教育教研組的教師一度多達四十余人,實際上相當于一個系。作為主任,除了要處理教研組的日常事務,培養年輕教師,盧樂山還要全程陪同蘇聯專家,將蘇聯經驗中國化,自己還得不斷學習。那些年的大年初一,盧樂山都是在學校的自習室度過的。

  1956年,《幼兒園教育工作指南》初稿完成。這是盧樂山領銜組織北師大學前教育專業全體教師、進修員,京津兩地的幼教干部、幼兒園主任及有經驗的教師共九十余人,經過兩年多的共同學習、分組研討和實地試驗,完成的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部幼兒園教育指導用書。盧樂山親自撰寫了五萬字的“總編”部分,第一次明確定義了新中國幼兒園教育工作的任務、手段、內容、保障、幼兒年齡特征等基本內容。這是學習蘇聯、結合中國實際的具體體現,也是理論工作者與實際工作者的大合作。雖然后來由于運動備受批判,《指南》始終沒有正式出版,但經過大范圍的印發及征求意見,其中大部分內容還是被很多幼兒園和幼教工作者采用了。

  回憶這之后的幼兒教育發展,盧樂山的臉上布滿了愧疚和痛惜:“大躍進時期,學前教育方面提出應在3-5年內使學齡前兒童多數都能入托兒所和幼兒園,致使城鄉的幼兒園盲目大發展。當時,北師大學前教研組的教師們分別下鄉下廠,幫助開展幼兒教育,辦幼兒園、班。我當時也到宣武區參加宣傳工作,動員家長們貢獻小板凳和炊具、水杯等,把孩子都送到幼兒班。房子不夠,又動員家長們讓房子……當時真是一哄而起,認為馬上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了。有些家長們想不通,我們還盡力給他們‘講道理’,‘培養積極分子’。由于經濟實力和教學管理跟不上,那些一哄而起的幼兒園,馬上又紛紛解散,這給我國的幼教事業帶來了傷害……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幼教事業受到全面徹底的否定,幼教專業和幼兒園被完全‘斗、批、散’。” 盧樂山對這段幼兒教育的彎路刻骨銘心。

  改革開放之后,盧樂山和幼兒教育一起,迎來了新的春天。一天下午,翻譯家戴乃迭托小姑楊敏如帶來一本蒙臺梭利的英文小冊子,盧樂山看完之后陷入了沉思。在重新審視西方的教育動態之后,盧樂山敏銳地發現,原本一度沉寂的蒙臺梭利教育思潮,在美國又有重新興起的勢頭。于是她馬不停蹄地尋找外文材料,于1985年出版了《蒙臺梭利的幼兒教育》一書,陸續發表了《蒙臺梭利教育在美國復興》《實事求是地對待蒙臺梭利教育》等文章,并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在臺灣同行的幫助下,支持弟子梁志燊、李淑英等人在各地幼兒園設立蒙氏班,并開展教師培訓。如今,蒙氏教育、蒙氏班已經在中國大地上遍地開花。而作為蒙臺梭利教學法在國內系統性傳播的第一人,年逾九旬的盧樂山并不故步自封。針對當前幼教形勢嚴峻的挑戰,面對蒙氏教育在傳播過程中的某些弊端,她殷切希望后行者不要拘泥于對蒙臺梭利的固有認識,要用“積極的、發展的、時代的眼光去研究和實踐蒙臺梭利教育法,博采眾長,創造合乎時代、具有中國特色的幼教理論新體系”。

  1987年退休之后,盧樂山馬不停蹄,她開始研究家庭教育,總結兒童游戲的規律,挖掘整理張雪門幼教思想,依然關心著幼教界的每一個動態。直到數月前,當教育部公開征求《3-6歲兒童學習和發展指南》意見時,95高齡的盧樂山還親自上教育部網站下載文件,逐字逐句,認真推敲,并鄭重委托梁志燊將修改意見送至教育部。

  正如中國學前教育研究會學術委員會主任馮曉霞教授所言:“盧樂山是新中國學前教育學科重要的奠基者、踐行者和見證者,先生終生躬耕學術,足之所及,無論是領導編寫《幼兒園教育工作指南》,還是組織游戲活動的實踐與理論研究,實事求是地介紹和引入蒙臺梭利教育思想,抑或挖掘整理張雪門行為課程等傳統教育思想,事實上,這些工作都構成了一個又一個中國學前教育學術史上的重要節點。這些節點,串聯起來,表明了先生游學西方、熟諳西學的經歷和家學淵源、儒家文化底蘊深厚的背景而共同創生的和而不同的治學理路。這條路,其實也就是一條創建中國特色的學前教育理論與實踐的必由之路。”

  幼兒教育是門科學

  盧樂山常說:“學前教育不是婆婆媽媽的事,而是一門科學,它有自己的學科特點和理論體系。”大學畢業前夕,立志要去幼兒園的盧樂山也聽到來自身邊的不少議論,諸如:“當幼稚園老師?以前那就叫保姆!”“大學畢業生當幼稚園老師,是不是大材小用?”等等。可是當先后在天津和北京獨立開辦過兩所幼兒園后,盧樂山并沒有感到大材小用,反而覺得遠遠不夠。當她一腔熱忱,試圖用最高標準來實施她的每一步教學計劃時,卻發現很多時候行不通,有時甚至適得其反;而有些方法適合某些兒童,放到另外兒童身上又不行了。這讓盧樂山感到幼兒教育值得鉆研,于是她考回燕京大學繼續攻讀碩士學位。在成都工作了數年,她又遠赴重洋,到多倫多大學兒童研究所跟隨著名的心理學家Blatz教授學習兒童心理學。

  回國后,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學蘇時期,盡管蘇聯專家要求學習蘇聯先進經驗,就必須與過去的一切決裂,要與西方資本主義所學的一切決裂的態度讓盧樂山感到很困惑。但是蘇聯學前教育“注重兒童年齡階段特點”“注重游戲尤其是創造性游戲的作用”“教育的全面性”“工作的目的性和計劃性”“加深各科教學法的學科基礎”等科學的育兒理念,卻讓盧樂山像發現了新大陸一般。作為一位從國外留學歸來的“老教師”“舊知識分子”,盧樂山不待揚鞭,團結新老幼教工作者,主動向蘇聯專家汲取先進經驗,最終建立了中國自己的學前教育理論體系。

  “活到老,學到老,不學到老,就沒有資格活到老,”95歲的盧樂山把這句格言工工整整地抄了一遍,“現在的幼兒教育空間很大,怎么學也學不完,只要愿意鉆研,大有可為。”盧樂山接著說:“一門學問,學歷上越往后,應該越精,比如博士階段,所鉆研的學問應該是比較細的。反過來,學歷越是基礎的階段,比如幼兒教育,它的范圍應該是最廣的。五四以后,陳鶴琴等人提出要注意兒童的生理、心理。蘇聯專家在的時候,大大擴展了學前教育的范圍,學自然教學法、語言教學法,要去農、林學院和中文系學習專業知識;還號召要和教育史聯系起來。現在的科學越發達,像腦科學不能不研究了,因為兒童發育中腦發育是最快最突出的。前兩天梁志燊老師和我講,小孩有小孩的哲學,應該研究他們的哲學。作為一名幼教老師,應該具備多方面的知識和能力,這很不簡單。過去人們認為‘孩子誰不會帶啊’,這種想法最要不得。”

  “所以,作為一個幼教工作者,不要輕視自己的專業。這是個理論聯系實際的大舞臺,有很多可學、很多可做的。如果隨隨便便帶帶孩子,一天天也就過去了。現在的社會給了幼兒教育更高的要求,幼教工作者需要更高的熱情,這里面可以大有作為。”盧樂山安詳的話語中涌動著誘人的希望。

  讓愛與幼兒教育水乳交融

  在燕京大學讀書的時候,盧樂山和丈夫雷海鵬以及摯友楊敏如等人都加入了一個叫“光鹽團”的團契,“光鹽”二字來自《圣經》,意思是做人類的光和鹽。光的意思是在暗中發出亮光,鹽是人類有益的調味必需品,兩者都是人所必需。盧樂山很覺得這同主張“教育救國”的祖父、外祖父言傳身教給自己的東西有相通之處,于是愈發堅定了通過教育事業來奉獻自己愛心,實現燕大校歌中“為國效盡忠”的信念。

  在整整75年的教育工作中,盧樂山做過托兒所、幼兒園、小學、中學、幼兒師范學校、師范大學的教師,也做過家庭教育方面的工作,無論走到哪里,愛便跟到哪里。在北平創辦協和幼兒園是盧樂山第一次完全獨立辦園,雖然只是半日制,但她傾注了全部心力。幼兒園成了孩子們的樂園,當時作為家長的葉恭紹曾對盧樂山說,她家的小孩黃聰聰很喜歡去幼稚園,因為“盧先生從來不對我們生氣,總是高興的”。在四川省立成都幼稚師范學校任教期間,盧先生在學生的學業上給予她們具體幫助和指導,在生活上也對她們加以關心和照顧,和同學們建立了深厚的情誼。1948年離開成都的時候,學生們步行將盧樂山送出成都東門外,淚水灑了一路。

  “幼兒教育是個特別需要愛的行業,這個時段的孩子生理和心理都還很嬌弱,需要比別的行業,甚至比別的階段的教師更需要細心、耐心和關愛。”盧樂山談到對于幼兒園教師的看法說道,“學生或者學員在思想上,首先要熱愛這個專業,愛兒童。張雪門對幼兒教師培訓提意見,說幼教老師要有豐富的感情,要有正確的學習態度,要有高尚的人格。有了這個心,他(她)就會自動地去鉆研。”

  盧樂山的家庭在北師大教育系長期保持一項紀錄——“沒打過孩子”,不光她沒打過,丈夫雷海鵬也沒打過。盧樂山認為,所謂“棍棒教育”其實不是教育,有些人以為這也是愛,其實是沒愛對。愛孩子就是給孩子養成良好的生活學習習慣,豐富孩子的經驗,提高孩子各方面的能力,這樣教育出來的孩子一點也不費勁。“了解孩子,更要尊重孩子,只有這樣,才是真正的正確的對孩子的愛。”

  老伴已經走了,兒子和孫子孫女們都在國外,盧樂山在一群白發蒼蒼的老學生們的簇擁下,執意要留在國內發揮余熱,最后子孫們都選擇了支持。如今的盧樂山,依然堅守在北京師范大學的校園里,關心著祖國幼教的點點滴滴。

  一場慷慨激昂的講演,又把時空帶回到了95壽辰現場。“如果沒有像盧先生那樣,愛國、愛社會、愛人民、愛教育這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那么做好學前教育工作,就是免談,”林崇德快結束講演時忽然轉向盧樂山,“盧先生,八十五大壽我來拜壽了;九十大壽我來拜壽了;九十五歲大壽我坐飛機趕回來了。一百大壽我肯定要來,一百零五大壽我還得來。”臺下響起雷鳴般的掌聲。盧樂山連忙擺手,“老了,沒用了,用不著活那么久。”老友在旁輕輕提醒,如今幼教形勢這么好,可謂百年來所未有,就算什么都干不了,就那么坐著看著,也得再多看幾年啊。盧樂山想了想,又留戀地點了點頭:“是啊!”眼里閃爍著幸福的期盼。(標題書法:沙英男)(記者 羅容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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